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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典作家有关“公转”和“自转”相统一思想的其他理论表述 可以说，由于“公转”和“自转”统一论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文艺思想上的形象表达，据此，我们发现经典作家有关文艺的许多论述都对这一思想有所渗透，使其见解达到了前人没有达到的高度。 马克思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起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所揭示的加在一起还要多。”(17)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文学作品某种程度上接近“美学”和“历史”统一的结果。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原因就是他实现了文学“公转”和“自转”的结合。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注意是打了引号的“社会”——引者注)，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他描写了贵族社会“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腐蚀；他描写了贵妇人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的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衰落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唯一的一批人，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之一。”(18)在恩格斯的眼里，正是由于巴尔扎克遵循了文艺“公转”和“自转”的统一律，并能把“自转”放到“公转”中去展示，没有犯“纯形式”、“纯审美”或“唯意志”论的通病，他才能自觉不自觉地“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才能意识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史诗般的价值。 相反，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在中篇小说《城市姑娘》中，就没能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或者说她在小说处理“公转”和“自转”的时候产生了分裂性矛盾。恩格斯说：“如果要我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够现实主义。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他们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说这种描写在1800年前后或1810年前后，即在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时代是恰如其分的，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恩格斯接着还说：“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性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决不是这个意思。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19)稍加思索就会发现，恩格斯这不还是在提倡“美学”和“历史”的统一，还是在坚持“自转”和“公转”要一致吗？“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不就是强调实现“公转”和“自转”要尽量做到天衣无缝吗？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理解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那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由此推之，那种把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笼统说成是“社会历史批评”的观点，是不够确切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观的最大特点，不是简单地重视社会和历史作用，这一点在他们之前早就有人做到了。他们的文艺思想，当然也像有论者宣称的那样，仅仅重视艺术和审美。他们在文艺理论上创造性的推进之处，是在彻底唯物论的基础上坚持了辩证法的运用。其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大多也是在这点上显出其特色的。列宁评论老托尔斯泰，先后写了七篇文章，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极为罕见。可是，仔细分析列宁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主要就是指出老托尔斯泰作品的矛盾是在实现“公转”和“自转”关系中出现的，是在力求达到“美学”和“历史”的一致中造成的。列宁说：“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信仰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提出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疯狂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20)列宁指出，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不是偶然的，而是19世纪最后30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21)托尔斯泰的作品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反映了已经成熟的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耽于幻想、缺乏政治素养、革命意志不坚定这些不成熟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托尔斯泰的作品看作反映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条件的一面“镜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的重大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的描述，一个受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成了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迈进的一步。”(22)这里，列宁又把文艺的“公转”和“自转”、“美学的”和“历史的”两个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加以考察了。列宁所以称托尔斯泰“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除了无与伦比的、高超绝妙的语言和艺术技巧技能外，显然是同他“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是分不开的。在列宁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文艺观的赓续与真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