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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教育模式的困境 丁玲办“文研所”确实有自己的设想。她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既想通过文研所抓文学教育、培养创作人才和文艺干部，成立理论批评研究室和《文艺报》联手抓理论批评，还要集中一批作家搞创作。[23]丁玲给文研所第一期教学提了两个八字方针：“自学为主，教学为辅”、“联系生活，结合创作”。她希望学员能多读书，多接触生活。丁玲的办学方针紧紧围绕《讲话》精神，突出实践的重要性，而且紧跟当时的各项政治运动。从入学伊始，“1月和2月学习镇压反革命的文件，交代与反革命的社会关系，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5月学习抗美援朝的文件；5月、6月大部分的时间投入文艺批判，批判《武训传》、《关连长》和萧也牧的文艺思想；7月、8月投入忠诚老实运动。”[24]举例来说，参与建国以来第一项文艺批判运动批电影《武训传》时，文研所就很积极。先组织学员观看电影《武训传》，然后花一周时间学习批判文章，举行小组讨论。并且指派学员徐刚给《文艺报》写文章，陈企霞看到文章后认为没有抓住要点。“文研所”又换上在“延安鲁艺”学习过的孟冰来写这篇文章。结果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一个版面的头条。丁玲就很高兴，不仅表扬了孟冰，而且提到：“有些教授不敢到我们这里讲课，认为我们是文艺党校。”[25]言下之意是认可这种说法的。 文研所把政治意识摆在首位。在制定教学原则时所遵循的第一条就是“强调学习政治，学习理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6]；同时，强调实践并发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人民文艺的伟大成就，加强思想改造，在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中，进一步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第一期的政治课程就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论”、《实践论》和党史等。文艺思想与文艺政策方面开设了周扬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文艺统一战线与思想斗争》；冯雪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个问题》；陈企霞：《为文艺的新现实主义而斗争》；艾青《文艺的阶级性与党性》等等课程。 除了理论学习之外，文研所非常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不仅经常组织学员实习以外，还积极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比如，1951年8月至12月，将全体研究院班的学员组成八个小组，分赴朝鲜前线，东北及京津一带工厂，河北、山西两地的老区，并有部分同志奔赴新区参加土改。[27]徐刚、陈孟君、陈亦絮等人到朝鲜前线历经了生命危险，回到文研所后，康濯还要求他们集体创作抗美援朝的剧本。[28] 在学员的招收上，也是思想性为先。第一期第一班学员中有两名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入党的，17名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余下的同志大都是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参加工作的，百分之九十是党员。[29]来自老解放区的学员居多，如潘之汀、刘艺亭、王血波、张学新、杨润身等，来自工厂的有赵坚、张德裕等。[30]第一期二班的宗旨是培养文学编辑、教学工作、理论研究者，所以招收的学员学历基础好。主要以北大、辅仁、燕京、复旦的毕业生为主，大多数是各学校的文科尖子生，比如辅仁的龙世辉、王鸿谟，北大的许显卿、李仲旺、曹道衡。这些从其他高校来的学员主要任务就是改造思想，为了互补长短，招生时还特意吸纳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参加工作的刘真、钱峰、玛拉沁夫、张凤珠，与他们掺合起来。丁玲明确交代必须使这些高校毕业生有一半的学习时间和工农在一起生活。[31]入学半年后，就组织他们下厂下乡。 但即便是这样，上级还是不满意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在1955年“丁陈案”爆发后，丁陈反党的主要罪状除了《文艺报》问题外，就是“文学研究所”问题。1956年茅盾代表作家协会在第二次作协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里这样批评丁玲在文研所期间的错误：“由于这个文学讲习所的前身，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某些领导人员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在学员中间，散布了一种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离开文学的党性原则，而提倡所谓‘一本书主义’，鼓励青年作者以取得个人的名誉、地位，取得个人的‘不朽’为创作(一本书)的目的，他们公然提倡个人崇拜，公然提倡骄傲，说什么‘骄傲’的人才有出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文学讲习所的不少学员滋长了个人主义的思想。”[32] 除此之外，1955年“丁陈案”爆发后，以及后来的“反右”运动中，不少材料举报丁玲通过文研所搞“独立王国”，培植自己的势力，还搞所谓“一本书主义”。我们且不论这些说法的政治时效性，客观分析丁玲的办所方针政策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她一直鼓励学员一定要写出作品，只有作品可以长久。这就很容易引起误解。作家是要做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还是要靠自己的书来获取资本？她一再强调深入生活，但是目的还是为了写出书来。如果这些书没有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呢？她一直说来自解放区的青年作家不缺生活，缺的是知识文化，所以要多读书提高，读世界上的优秀作品。但是这些优秀作品是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所需要的吗？ 丁玲在文研所的命运和延安时期的传承密不可分。《讲话》的精神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更要通过“一体化”的文学生产体制在文艺领域得到具体贯彻实施。不论掌门人是谁，“文研所”—“文学讲习所”都不能逃离这个制度的规约。 1953年秋天，丁玲调离“中央文学研究所”。当年11月，文化部正式批复“中央文学研究所”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文讲所”)。丁玲虽然离开了“文研所”，但是更名后的“文讲所”并没有脱离与丁玲的干系。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案爆发后，原“文研所”和“文讲所”的干部、教师、学员都受到牵连，卷入运动。其中不少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或者“有右派倾向的人”。划为“右派”分子的有：丁玲、李又然、张松如(公木，“文学讲习所”负责人)、唐达成、张凤珠、徐光耀等。因“右倾”而受到批评和处分的有：徐刚(“文学讲习所”主任)、玛金(“文学讲习所”干部)、沙鸥(“文学讲习所”教师)、张白(“文学讲习所”干部)、王景山(“文学讲习所”干部)等。[33]最后也主要是因为丁玲的原因，1957年，作协干脆停办了“文讲所”。 “文研所”没有给丁玲带来荣耀的光环，相反成为她的“滑铁卢”[34]。但是丁玲和文研所的“悲剧”却是那个时代文学命运的表征。我们总以为存在一种纯粹的文学，可以不受“外在”因素制约，但事实可能是：“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机构等因素，不是‘外在’于文学生产，而是文学生产的内在构成因素，并制约着文学的内部结构和‘成规’的层面。”[35]在“社会主义作家”培养过程中，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文学“经典”，如何处理“专门化”教育和意识形态诉求之间的关系都是决定这种培养方式能否存续的关键性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