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工农作家培养与专业化教育 ——以徐光耀和陈登科为例 据“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一班学员王景山回忆，丁玲曾跟他说过办文研所的宗旨“原来主要是培养工农出身的作家”。[2]所以录取的学员来自工农兵的占绝大多数，农村的最多，部队的次之，其次是工厂的，知识分子最少。52人里有39人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工作的，26人发表或出版过作品、作品集。丁玲的原意是给一些在战争中没有创作和学习条件的解放区作家提供一个安定的读书和写作环境。学员王慧敏回忆说，丁玲“很重视工农兵学员”，比如偏爱小兵徐光耀，还有农村来的陈登科等。[3]丁玲的秘书张凤珠也说在文研所的学员中，丁玲最喜欢三个人：徐光耀、李纳、陈登科。[4] 人们很容易发现丁玲对徐光耀和陈登科的喜欢。因为她在许多公开演讲的场合，经常以这两个人为例。1951年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一次讲话时，为动员大家要多读书，有计划的学习，读所里指定的书。她以陈登科为例，说“他连《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都没有看过，他也是眼低”。[5]可见她对陈登科的优缺点非常注意。在1954年2月1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所作的报告中，为劝大家多读书，她又以陈登科为例：“大家都知道陈登科吧，他是个有才气的作家，我是佩服他的。他也在‘文学讲习所’学习，他很着急，想赶快下去。我回信告诉他不要着急。再多读些书。不仅要多读，而且要认真地读，仔细地读。”[6] 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中，为说明“文艺学”不会马上对创作产生作用，她说“听一点就懂一点，老抠也没用，并不解决创作问题。陈登科没学文艺学，不是也写出《杜大嫂》、《活人塘》吗？文学中的理论，我们可以慢慢对付它。”[7]在1953年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倡“生活”的重要性时，她以徐光耀为例：“对于我们来说，生活是最重要的。徐光耀能写出《平原烈火》，主要是他从生活中来的(这里当然不否认他的文学的才能)。但徐光耀这几年来文学修养、理论水平都提高了，他也到朝鲜去了一年，也写了几个短篇，却都不及《平原烈火》，原因就是他对新的生活不如他对抗日战争那段生活熟悉。”[8] 徐光耀与丁玲的关系远非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徐光耀1947年进入解放区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插班就读，当时的系主任是陈企霞。毕业后分配到报社做编辑，报纸取消后，在等待分配新工作的一个月时间里就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1950年年初由时任《文艺报》的副主编陈企霞推荐出版，还将其编入“文艺建设丛书”。[9]1950年10月份徐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被编入小说组担任组长。 丁玲毫不掩饰对徐光耀的赞赏，她在人民大学演讲，说徐光耀的《平原烈火》只比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差那么一点点。[10]《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俄译者柳芭夫妇到丁玲家做客，丁玲特意叫了徐光耀去作陪，席上丁玲对着冯雪峰说徐光耀的《平原烈火》比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写得好。另有一次，丁玲在家宴请聂鲁达、爱伦堡两对夫妇，也叫了徐光耀去陪吃饭。[11] 徐光耀在文研所的学习受到了丁玲的特别关注和指导。1952年徐光耀在朝鲜战场体验生活，因为碰到一些困难，给丁玲写信。丁玲回了一封长信从思想、学习、写作三方面详细地指导他。在信中，她劝诫徐光耀“专心地去生活”；也不要着急任务，要首先从做人做党员着手，好好改造自己。她还专门安排了徐光耀今后的学习进度，建议他以后补学耽误了的中国文学史，至于下一季的苏联文学根据在朝鲜的情况决定回来学还是不学。[12]丁玲在信中非常明确地表示对徐光耀的“希望是很大的”。 1953年3月正值第一期第一班学员结业，丁玲给徐光耀写信专门对他未来的去留做出了安排。信中谈到徐光耀的缺点，说他“经历太少，文学底子不够”。[13]所以准备让徐光耀继续留在文研所打几年底子，再回部队。如果不能继续留下来，她还安排了徐光耀接下去的写作计划。建议徐光耀回冀中部队去不做文艺工作，不属文化部门。可写两部作品，第一部：写冀中的抗日历史小说，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像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一样。第二部：写回家的军人在地方工作上，在农村里，在工业的发展上，如何起作用。像苏联的《幸福》、《金星英雄》等写退伍军人如何从事建设工作那样。丁玲从徐光耀的实际情况出发，希望他提高修养，一边安慰他不要为写不出来着急，一方面非常具体地指导他怎么选题。 相比对徐光耀直接的赞赏，丁玲对陈登科也是很关注的，但是喜爱的程度可能稍逊一些。陈登科和徐光耀一样，也是“工农兵作家”。关于他的成长，被研究者称为“陈登科现象”。他是50年代工农兵作家培养的典型成功案例。陈登科自幼家贫，小时候只念过两年私塾，几乎是个文盲。参加抗日游击队后当上了通讯员，有一次他给《盐阜大众》投稿，结果编辑钱毅非常仔细地帮他改稿并且给予发表。后来陈登科被调到《盐阜大众》报做记者，得到钱毅更具体耐心的指导，就开始由文艺通讯到写作小说了。但真正“发现”他，帮助他成为全国著名工农作家的，还是主编《说说唱唱》的赵树理。[14]陈登科写好《活人塘》后一直带在身上没有投稿，经一位同志的建议，后来把稿子寄给了《说说唱唱》。主编赵树理接到稿子后，亲自动手修改，还找田间和康濯提意见。怕康濯不看，特意解释是一个工农干部所写，因为文化水平所限，陈登科的初稿上有些字还是打的记号，画的符号。赵树理特意提醒康濯注意这篇作品的乡土气息，生动的语言，说作者很有前途。 赵树理不仅帮助陈登科发表《活人塘》，而且还向《皖北日报》的负责人极力推荐，建议报社送陈登科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1951年陈登科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一班学习，并在学习期间创作了《淮河边上的儿女》。[15] 丁玲1954年专门写信给陈登科表扬他的《淮河边上的儿女》，说她很喜欢这部作品。里面有生活，人物也都在农村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凸出来了。[16]同时鼓励陈登科接下去多读书，“提高理论水平和文学修养。在实际中培养政治上的敏感和对人民深厚的爱”[17]，不要乱写。 这个“乱写”，指的是陈登科《离乡》一类的作品。一九五三年春，“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结束后，陈登科回到安徽，投入到佛子岭水库建设工程。在实际工作中，经过一年多的锻炼，他自认熟悉了工地上好多人，就开始构思短篇小说《离乡》。在这部作品里，陈登科尝试用新的笔调，去探索，如何能刻画出一个农民的内心世界。这篇小说没有故事情节，只是描写一个农民当他要离开家乡投入治淮工地时内心的活动。这篇小说发表后，陈登科听到了不少的赞扬，有的说对人物刻画非常细腻，有的说他的语言也不那么土气了……总之一句，全是说他在创作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一片赞扬声中，陈登科也承认在这篇小说上是下了功夫的，所以下决心，摆脱过去所走的道路，要在继续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18] 但是陈登科的“探索”立刻受到了丁玲的批评。当他回北京在“文研所”碰见丁玲，丁玲迎头就给他泼冷水：“你的《离乡》我看了，很为你担心。”陈登科不由一怔。回道：“我是想探索……”她未等他把话说完，接着又说：“我认为你这是一种危险的探索。你把自己的东西全丢掉去学别人的。而你所学的正是别人丢掉的东西。你所谓学，只不过把别人丢掉的东西去捡起来……”[19]丁玲对她批评得很厉害。为着以行动接受她的批评，陈登科就住到丁玲家里，又写了第二篇小说《黑姑娘》。小说写完后得到了丁玲的鼓励：“这就对了。你这篇小说，又回到你自己的路子上来了。在创作道路上，为了前进，我不反对你大胆去探索。但是，你一定要沿着自己的路子，一步一步去探索。”[20] 为了使自己的学生牢记教训，丁玲在1954年的信里，还专门将《淮河边上的儿女》与《离乡》对比，肯定了前者，贬抑了后者。她这样评价《离乡》：“我以为这篇文章就是受了这种坏影响的结果。我看见你在那篇文章中拼命地一大段一大段描写风景又描写心理，我很替你难受和担心。同志!如果一个人要多做点有效的工作，还是少走点弯路好!”[21]回想1927年丁玲自己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全篇都是心理描写。但20多年后，按照《讲话》精神来培养作家的丁玲将那种“资产阶级”的写法称为“弯路”。她痛心疾首地奋力挽救走向弯路的弟子。 可惜，后来陈登科还是在朋友的怂恿下写了爱情题材的小说《爱》和《第一次恋爱》。这两篇小说发表后，立刻遭到全国几十家报刊杂志的批评。面对这些批评，陈登科在《安徽日报》发表检讨文章，有保留地接受批评。[22]这些作品也使得陈登科在后来的“反右”运动、“文革”当中一直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丁玲对徐光耀和陈登科的喜欢，当然主要是因为作为“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他们最符合“中央文研所”的培养目标，也最符合《讲话》精神的要求。 但吊诡的是，这两个人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后，一个的问题是写不出比以前更好的作品；一个是干脆跟以前写的完全不一样，走上“弯路”，探索资产阶级的写法了。这里面其实折射出“中央文学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必然面临的“培养工农作家”的悖论性困境：“工农兵作家”从生活中来，他们的实践性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是一旦将他们专门地从实践中抽出来“专门化”，给他们上课，让他们大量读书，这种“知识化”的过程，这种“知识分子”化的生活方式都不可避免使他们原本“纯正”的阶级属性遭受“污染”。 这个困境绝不是个别“工农兵作家”自身意志不坚定的问题，而是丁玲和她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在培养“无产阶级作家”过程当中，必然面临的如何正确对待古典文学遗产，如何避免受资产阶级文化侵蚀等等问题。而且也许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用学校教育这种形式，通过“专业化”、“正规化”的方法来培养“无产阶级作家”可能完全就是南辕北辙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文学研究所”在1953年被缩小为“文学讲习所”，甚至在1957年被停办，表面上看是所长丁玲带出的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是个人的，而是制度本身的困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