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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作家培养实践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 毕红霞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创建的第一个当代作家培养机构,这所机构的设立显然是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直接继承,是在党和政府有计划的领导下培养文学人才,实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新社会—新文化”的构想的重要实践。丁玲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在任职期间,她注重对“工农作家”的培养。可是这种培养遭遇到了“专业化”教育和意识形态诉求之间冲突的困境,也成为了丁玲后来被批判的重要依据,并直接导致这所培养机构的调整和变更。
    关 键 词:丁玲/中央文学研究所/作家培养/专门化/经典/工农作家
    作者简介:毕红霞,湖北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毕红霞,南开大学文学院
     
    一、创作主体的再生产
    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即“文联”)。7月23日,“文联”下属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1953年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即“作协”)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是“文联”下属各协会当中地位最高的,名义是群众性团体,其实是国家、执政党管理、控制文艺界的机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直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对作家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除了管理现有作家之外,它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培养”新的符合新生政权要求的青年作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成立伊始,“文联”就将“创办文学院”列入1950年的工作计划。1949年10月24日,由“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创作部草拟了《创办文学院建议书》上报文化部。
    《建议书》明确指出文学院要培养作家,而且要帮助两类青年文学工作者进行提高的工作:一类是已有丰富实际生活经验,但还没有写出好作品的;另一类就是已经写出一些作品,但是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还比较低的。文学院要帮助他们提高,从政治和艺术上组织他们系统地学习,同时还可以组织他们从事集体创作。总之,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培养文学人才。
    1949年10月,“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创作部草拟了《创办文学院建议书》,开始启动新中国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家级作家培养机构的创办程序。文化部的批复很快。1950年7月被定名为“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这一机构进入筹备工作,1951年1月,丁玲被任命为文研所主任,张天翼为副主任,由此,“中央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
    根据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指示,“中央文学研究所”定性为:不只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艺术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培养能忠实地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青年文学干部的学校。
    第一期一班(研究员班)于1951年1月8日开学。这一班录取学员52人,其中男39人,女13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工作的有39人。26人发表或出版过作品、作品集。其中我们比较熟知的作家有马烽、陈登科、徐光耀、唐达成等等。虽然政策上标明招收一些工农出身的初学写作者,但是从招生方式、教学方式以及课程设置看,“中央文学研究所”一开始就定位在“提高”这个层面上。课程涉及面也很广,政治课程当然是首先要学习的。文学方面除了古典文学,还有五四新文学,外国文学方面首先突出学习苏联。还配有专门的创作辅导。学时上也有保障,两年的时间。除了上课,第二学期之后还要安排专门的时间实习。
    “中央文学研究所”这样的机构设立显然是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直接继承。成立专门的文学院,“在党和政府有计划的领导下培养文学人才”,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新社会—新文化”的构想及实践紧密相关。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中,毛泽东不仅确认了中共文化的现代转型继承者和领导者的地位,而且通过鉴别和选择,指明了所要断裂和延续的各种传统,重新规划文化秩序,实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图景。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来说,这样的作家培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主义创作主体的再生产。由于“作家”在上世纪50-70年代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不再像“现代”时期的作家那样多产生于大学,对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领导者来说,建立“中央文学研究所”这样的机构是培养合格的作家或者后备力量的具体实践。
    作家丁玲担任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但是短短两年的任期不仅没有为她赢回相应的肯定,相反却成为她事业上的“滑铁卢”。在1955年“丁陈案”爆发后,因这两年多的表现丁玲被组织一再调查,成为获罪证据。主要被质疑的方面是称她在文研所搞“个人崇拜”,独立王国;宣扬“一本书主义”;不要党的领导。实际上丁玲在文研所问题上遭逢的尴尬不简单是个个人问题,它与延安以来的传统,如《讲话》、“延安鲁艺”办学经验等都缠绕在一起,除了人际关系纠葛之外,更主要的是反映出如何培养“无产阶级作家”这一社会主义新命题在具体操作当中的复杂性。丁玲自己是一个成名作家,她的身份的复杂性;她作为一个作家在实际中如何帮助培养“无产阶级作家”以及过程当中生发出的矛盾冲突对于我们考察当代作家培养机制,考察“文学教育”在社会主义实践当中的特殊性都是很具症候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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