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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子夜》创作的多重左翼理论资源 尽管有批评者认为“茅盾的问题未必来自他揭发中国经济与工业发展中的矛盾，更多来自他有赖解释这些矛盾的那套左翼理论”(51)，却罕有学者意识到茅盾创作《子夜》的多重“左翼”理论资源，其实超出了传统左翼研究视野。除了常谈到的对“立三路线”和所谓“取消派”观点的批判之外，最富见地的文学史经典也只能引述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中国社会的分析(52)，而未能在《子夜》的创作与更为确切的理论资源之间找到联系。国民革命时期曾与茅盾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毛泽东，究竟为《子夜》提供了什么理论资源，很少获得有效关注。 日本学者桑岛由美子提出“《子夜》的问题是大革命时期的矛盾的延长”，并注意到“在1926年1月的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茅盾担任宣传部秘书，是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直属部下(当时的代理部长是毛泽东)”(53)。国民党“一大”首次改组之后，“二大”上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宣传部长由毛泽东代理。毛泽东正在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茅盾作为秘书住在毛泽东寓所，替毛泽东编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机关报《政治周报》。1926年2月16日，毛泽东称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在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54)，茅盾替毛泽东代理宣传部各项事务。 就在1926年3月，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再次发表了毛泽东最初写于1925年12月后又做过修订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将中国社会分为五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其中的中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但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不行的。因为现在世界上局面，乃革命反革命的两个大势力作最后争斗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赤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反革命分子都集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在西洋如所谓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所谓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等类，必须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毛泽东的划分十分简明：共产国际代表赤色革命，国际联盟代表白色反革命，处于中间的第二国际则是黄色的动摇者。毛泽东还列举了北京《晨报》上一篇文章的说法：“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55)以此来描述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就在同一时间，茅盾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一篇《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针对《醒狮周报》上一位国家主义者自命“右排英日帝国主义，左排苏俄帝国主义”，茅盾发现这所谓的“中”并不真的右排英日帝国主义(56)。对比毛泽东与茅盾的文章，即可发现两人此刻社会分析视野的一致。而此后国民党改组派在左右“夹攻中之奋斗”的姿态，又验证了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之初对动摇立场的预言。 曾与毛泽东共事的茅盾，自然十分熟悉这种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甚至当茅盾以小说描绘国民革命却遭到阿英等人质疑其立场时，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曾为自己的文艺观颇为自信地辩解道：“中国革命是否竟可抛开小资产阶级，也还是一个费人研究的问题。我就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说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愿多辩；将来的历史会有公道的证明。”(57)而毛泽东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谈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时说“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58)，恰印证了茅盾的理解。中共领导人大谈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分歧的文章所在多有，很难说哪一篇是茅盾思想来源的切实证据。然而如此细致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并对各自革命性加以考察，又能对茅盾日后左翼小说创作产生直接影响的，恐怕就连毛泽东本人在工农武装割据时期给林彪写的私人信件《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即后来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不及这篇国民革命时期公开发表的文献更能有效说明问题。与其套用毛泽东日后成型的话语去图解《子夜》的创作，不如寻找当年他的理论文献对茅盾创作视野产生的直接作用。 更重要的在于，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黄色”动摇本性的分析，恰与《子夜》当中描述的情形高度一致。在这篇后来被修订收入“毛选”的重要文章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产阶级的右翼“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买办阶级作很好的伙伴”，而中产阶级的左翼“在某种时候，(如抵制外货潮流高涨时)颇有革命性”，但“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久持”(59)。这正是《子夜》中民族资产阶级吴荪甫、周仲伟等的所为：起初支持国货和发展民族工业的论调不离口，后来工厂的抵押使他们“终于买办化”。所谓的民族工业，终为外资所掌控。 茅盾在《提要》中设计的结局并非民族资产阶级被买办彻底击败，而是红军占领长沙“促成了此两派之团结，共谋抵抗无产革命”。但茅盾后来在写作中按照瞿秋白的建议“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60)。此刻瞿秋白要求小说突出民族资产阶级的惨败，更多的是针对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来批驳当时所谓“取消派”的观点，却由此遮蔽了毛泽东此前论述对《子夜》的某种影响。 如果说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将共产党视为无产阶级的代权者，来分析民族资产阶级分化及其革命的可能性，那么茅盾《子夜》则将改组派置于民族资本家位置上，来写其黄色工会对工人的分化与诱导，从而与毛泽东的文章形成某种奇妙的对应关系。汪精卫或毛泽东当年固不曾言及黄色工会，然而自国民革命以来与茅盾革命活动与文学实践产生重要联系的一些理论资源，如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革命性的分析，汪精卫及改组派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甚至瞿秋白本人与茅盾的早期共同经历与思考等等，或许比瞿秋白从苏联归来后对“立三路线”和所谓“托派”问题的批判，以及茅盾弟弟沈泽民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看法，更早地进入到了茅盾广阔的左翼创作视野当中。茅盾在新旧观念的冲突中，终究还是未能“困苦地然而坚决地”完全脱掉这些“旧外套”。 1931年10月，时任左联行政书记的茅盾，在发表于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导报》的《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中指出：“我们要宝贵我们过去的斗争经验，然而我们要奋然一脚踢开我们所有过去的号称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作品以及那些浅薄疏漏的分析，单调薄弱的题材，以及闭门造车的描写!” 我们必须从工厂中赤色工会的斗争，——左倾与右倾的机会主义，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黄色工会的欺骗以及黄色走狗个人权利的冲突，改组派的活动，取消派的出卖劳工利益，——在这样复杂的机械，这样提示了斗争中的严重的问题，这样透视的观察与辩证法的分析上，建立起我们作品的题材!(61) 茅盾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这篇文章与《子夜》的创作有一定的关系。《子夜》的酝酿、构思始于一九三○年秋，中间几经变动和耽搁，到一九三一年十月已经‘瓜熟蒂落’，我正准备摆脱一切杂务来写《子夜》。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是我在构思《子夜》时反复想到的；而且，我也企图通过《子夜》的创作实践来检验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理论’，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62) 由此可见，《子夜》写工人运动的部分，未必真的是写得“差”，恐怕倒是不完全符合“我们所有过去的号称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作品以及那些浅薄疏漏的分析，单调薄弱的题材，以及闭门造车的描写”，以致1949年以后不再为作者自己所称道；而《子夜》写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斗法的成就可以获得公认，除了写作水平之外，对当时所谓“托派”观点的批判，恐怕也是重要原因。茅盾的创作视野是否超出了其写作才华而影响作品优劣，或许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再展开讨论；但其创作视野超出了研究者曾一度固化的狭义左翼视角，则是众多文本碎片和历史情境共同证实了的。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解析《子夜》必须回到民国历史情境。“在这里，国家的基本经济状况究竟如何，世界经济危机与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各种经济形态(外资经济、民营经济、买办经济等)的真实运行情况是什么，社会阶层的生存状况与关系究竟怎样，中国现实与知识界思想讨论的关系是什么，文学家茅盾与思想界、政治界的交往，茅盾的深层心理有哪些，他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复杂过程，接受了什么外来信息和干预，而这些干预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茅盾，茅盾是否完全接受这些干预，或者说在哪一个层次上接受了、又在哪一个层次上抵制了转化了，作家的意识与无意识在文本中构成怎样的关系等等，这样的‘矛盾综合体’才是《子夜》，‘回到民国历史’才能完整呈现《子夜》的复杂意义。”(63) 无论是黄色工会、黄色国际，还是国民党改组派，以及瞿秋白、毛泽东或汪精卫与茅盾共同的革命经历，抑或早已被研究者讨论过的“立三路线”和所谓“托派”问题，甚至尚无人关注的茅盾、瞿秋白早期与研究系的关系等等，都只是进入《子夜》广阔“左翼”创作视野的某一条路径，不应取代其他维度的观察与思考。而所有这些广阔“左翼”创作视野的逐步打开，正为理解《子夜》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