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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初的上海历史中，黄色工会参与的各种工人运动与小说描绘的颇为一致。1928年冬到1930年夏，上海有名的黄色工会“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会，就领导了三次大罢工。第一次因电车司机被法兵杀害，工人恢复了工会组织，工会的16条要求被拒绝后引发大罢工。工人被骗复工后，资方却未在“劳资调解委员会决定书”上签字，罢工失败。随后共产党员徐阿梅“打入黄色工会”当选机务部工会委员，领导第二次罢工，争取米贴成功。第三次则是1930年中共“立三路线”指导下上海各行业同盟总罢工的一部分，同《子夜》中写的“自从三月份以来，公共租界电车罢工，公共汽车罢工，法界水电罢工”相仿(14)。不同的是，这次罢工在“马浪路惨案”后获得全市声援，罢工57天终获胜利，达成了涨薪、抚恤金和8小时工作制等协议。但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徐阿梅于1932年被捕，工人运动受损(15)。 与《子夜》描绘更相近的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同样受黄色工会控制。据民国时期《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记载，当时丝厂工资以每日计算，车工0.3-0.46元，盆工0.28元，选茧0.4元，复摇0.45元，扯丝0.4元。“自世界经济恐慌发生，丝市不振，营业衰落，各厂将工人工资，一律折减，并取消蚕蛾津贴及礼拜赏工。”1933年7月5日“振丰丝厂首先罢工，更大批冲至其他各厂，要求一致行动”，发展至27家丝厂两万余人，上海市社会局召集调解委员会，签订恢复四角五分常薪、礼拜赏工、升工、蚕蛾津贴等四项条件，但工人上工后资方并未完全执行。“此时丝业虽有工会，然系官办性质，未能代表工人利益，其呈社会局呈文，甚至谓工人此次罢工，事前未提正式理由，是被人煽惑，有意扰乱。”(16)无论是小说中还是现实中，黄色工会都在工人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同资方争取工人权益；另一方面协助资方安抚甚至欺骗工人，反对暴力冲突和阶级对立，具有很强的暧昧性。 问题关键并不在于茅盾的小说是否写到了现实中存在的黄色工会，而在于《子夜》对黄色工会的呈现究竟是在怎样的“左翼”理论视野下展开的，又为何在后来的研究中无法获得正面关注。 二 黄色工会中的国民党改组派 《子夜》中的罢工运动与黄色工会问题，始终围绕着工会中蒋派与改组派的尖锐冲突展开。小说文本虽未像《提要》那样，直接出现对工会中钱葆生和桂长林“蒋系”与“改组派”身份的文字表述，但多有暗示。屠维岳向资本家吴荪甫报告说这两人背景不同。屠维岳拉拢桂长林时，桂长林骂钱葆生“不过狗仗官势!”暗示了钱葆生与南京政府的关系。而屠维岳对桂长林指出：“就是这一点你吃了亏。你们的汪先生又远在香港。”为了让桂长林放心，屠维岳又说：“吴老板也和汪先生的朋友来往。”(17)小说以“汪先生”来说明桂长林属于改组派，不直接出现“改组派”的字样，因为“改组派”也曾经是敏感字眼，须顾忌当时的图书出版审查。 改组派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1927年4月国民革命时期一度出现了宁汉对立的局面，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汪精卫则在武汉继续国共合作直至“七·一五”才开始“和平分共”。其后宁汉合流，政局几经动荡，蒋终获南京政府正统，汪则先赴广东再引退海外。长期支持汪精卫的陈公博、顾孟余和王乐平1928年创办《革命评论》和《前进》等杂志，宣扬恢复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的改组精神(18)，奉汪精卫为孙中山遗志的正统继承者，在全国范围内分化国民党，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的蒋派势力。正是由于改组派在国民党内反蒋，并不断联合各地军阀如唐生智等起兵倒蒋，尤其是改组派在中原大战期间联合冯、阎、桂系反蒋，故而“改组派”才成为当时非常敏感的话题。 1929年2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不仅宣告其正式成立，还在“民众运动决议案”的第三条专设了“工人运动决议案”，提出了工人运动最低的具体要求： a健全工会的组织。 b制定劳工法，工厂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置法。 c制定劳工保护法(尤其注意女工童工)。 d制定劳工保险法(产病保险，灾荒救济，伤害赔偿，死亡抚卹，年老卹金等)。 e在不妨害国民革命的范围中，工人有罢工自由权。 f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g取消包工制。 h确定工人最低工资额。 i切实赞助工人生产消费合作事业。 j设立工人补习学校与俱乐部，增进工人技能，及精神上之修养。 k改良工厂之设备和工人之待遇。 l工人在休假日应照给工资。 m援助华工在居留地之政治经济斗争。(19) 国民党改组派的许多政策，由于其反对派地位而未能作为国家政策执行。但改组派积极组织黄色工会，获得极大成效。上海七大工会之首的邮务工会，就是典型的黄色工会，领导了1932年5月的大罢工，甚至引发了全国邮务同盟总罢工，最后出面调停的市政府特派代表正是陈公博。该工会不仅争取劳工利益，后还建立消费合作社及函授学校等(20)。黄色工会成为了改组派上述工人运动决议的直接执行者。尽管改组派在后来的政治格局中风流云散，其所掌控的黄色工会却在工人运动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如何展现罢工中黄色工会与改组派的作用，茅盾经历了几次改写。《子夜》最初构想为都市与农村的“交响曲”。1930年10月茅盾写了三个记事珠《棉纱》、《证券》和《标金》，作为“交响曲”中的“都市三部曲”，手迹存留至今(21)；而另一半即农村部分当时并未详细设计。《棉纱》虽未直接出现黄色工会，却已详细设计了由竞争者煽动的罢工，和女工领袖在第二次罢工中遭厂方离间而被群众怀疑的情节。茅盾为此还专门研读了井村薰雄的《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品》，该书认为日商在华棉纱纺织厂“今日强烈罢工运动之背后，除共产主义者之煽动外，又有华商纱厂之策画”(22)。而“五卅”前夕茅盾与杨之华、张秋琴等亲历的上海日商纱厂工人联合罢工(23)，同样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潜在视野。 1931年茅盾“重新构思写出了一个《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提要》不仅在主要人物中介绍了“工贼”与黄色工会的纠葛，还在“总结构之下”写了吴荪甫与劳动者的三次冲突。其中第二次罢工“有赵派在中鼓动”。“工贼中间，亦有蒋派，改组，取消，及资本家雇佣工贼四者之间的暗斗”，同时在“工人中分裂”。“第三次为赵派所鼓起”，“黄色工会企图夺取群众，则欺骗，造谣，恐吓，无所不至”(24)。到《提要》当中，黄色工会已经成为罢工运动中资方利益的代表；工人的分裂也与黄色工会的欺骗造谣等不无关系，且夹杂在蒋派与改组派的暗斗中，为资方所操纵。 1931年4月小说写成四章后(25)，瞿秋白对前四章手稿和原大纲“谈得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没有提到土地革命，写工人罢工，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26)。之后茅盾按瞿秋白的意见重新写了详细分章大纲即现存大纲，但仍保留了原大纲中的部分设计。其中“钱派不防屠派在工人中间面指其为走狗”，以及钱派拦厂生事等处，现存大纲手迹上都清晰标明采用“原大纲”。尽管原大纲已佚，却可由《子夜》小说文本得知，这些保留原大纲设计之处，恰与瞿秋白的修改意见并不一致。茅盾在瞿秋白指导修改后，仍然让黄色工会的派系内斗成为罢工持续的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