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国际的左、中、右三派，在一战中彻底分裂。战后，1919年成立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自命第三国际，右派于1920年重建的伯尔尼国际仍自命第二国际。而作为中派(温和派)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一战’后唯一没有分裂的第二国际政党，它把维持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视为自己的传统使命”。其加入共产国际的意愿受挫后，1921年在维也纳建立了社会党国际联合会。“它成立之后除了继续和伯尔尼国际联系以外，也努力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36)列宁称其为“第二半国际”。1922年4月三个国际在柏林举行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联合宣言。但最终维也纳国际和伯尔尼国际于1923年5月合并，仍作为“第二国际”，共产国际则作为“第三国际”与之彻底分道扬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为合并后第二国际的主导力量。作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麦克斯·阿德勒1933年在他依然主张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联合的《工人阶级的变质》这篇重要文献中，细致分析了上述工人阶级的分化问题。尤其是对新产生的所谓“工人贵族”，阿德勒认为这一阶层主要由那些在技术部门的劳动者、高级工人与办公室职员构成。他们“在生活方式与思考、感受等方面都与其他无产阶级深度分离”。“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立场转变为基本保守的倾向。”他们中一部分显出小资产阶级特征，另一部分如办公室职员则具有官僚特权集团的特征。(37)正因这些对工人阶级分化的讨论，自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第二国际，一面与所谓代表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相抗衡，另一面却被第三国际指责为不赤不白的“黄色国际”。 就在阿德勒发表《工人阶级的变质》这年年初，《子夜》在上海出版。茅盾没有机会在写作过程中见到阿德勒的这些分析，也没有证据表明茅盾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有何了解。但阿德勒对工人特权阶层的分析，却为理解《子夜》更为广阔的“左翼”创作视野提供了一种可能。黄色工会依靠账房里的高级职员屠维岳和众多管车、稽查以及被收买的“工贼”来平息工人运动。这些人虽然还不像《子夜》中谈到的工人股东那样，足以构成阿德勒所讨论的一个分化了的阶层，却同样具有官僚特权集团的特征，丧失了革命性而在罢工中协助资本家。被指责为改良主义的“黄色国际”的某些理论视野，在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与茅盾小说创作对中国当时社会问题的某些认识如此相通。那么真正为茅盾直接提供这些思考维度的理论，又来自哪里？这样的“左翼”创作视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第三国际的左派立场？ 《子夜》完成之后，1934年苏联“国际文学社”就十月革命、苏维埃文学，及资本主义各国事件对作家的影响等问题向世界著名作家提问。茅盾答复中说：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开始写小说。对于布尔乔亚的文学理论，我曾经有过相当的研究，可是我知道这些旧理论不能指导我的工作，我竭力想从“十月革命”及其文学收获中学习；我困苦地然而坚决地要脱下我的旧外套。(38) 究竟是哪些“布尔乔亚的文学理论”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文学之间发生了冲突，茅盾又是否完全成功地在这种冲突中脱下了“旧外套”？创作《子夜》时，已经“脱党”却担任左联行政书记的茅盾，是否做到“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四 夹在赤白之间的“实业党”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既反帝又反苏的立场，恰与“黄色的”第二国际中间立场相仿，都是中产阶级的代言者，被认为具有暧昧性与进一步分化的可能。改组派最著名的口号之一“夹攻中之奋斗”，就是这种中间立场的典型表述。这一口号来源于国民革命时期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之前发表的同名文章(39)。其后又在1928年由张北海将一系列改组派言论以《夹攻中之奋斗》为题编辑成册，详细阐述了改组派既反共又反蒋的中间派立场，并与第三党、西山会议派等其他派别划清界限。该书扉页上就题有汪精卫手书的“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40)。这句话是1927年双十节《申报》国庆纪念增刊汪精卫的题词，正成为改组派反蒋反共的宣言，秉承了汪既反帝(英美)又不附庸于共产国际(苏联)的“不左不右”路线。《夹攻周刊》更成为改组派赵惠谟主编的刊物名称，标榜“左手打倒共产党，右手打倒西山会议派”(41)。处于赤色与白色之间的改组派一再寻求的，正是“打破赤白帝国主义者夹攻势力的方法”(42)。 自“七·一五”分共以来汪派一直标榜的这种立场，在《子夜》当中有最奇妙的展现。茅盾所写《提要》当中，“工业资本家倾向改组派(即汪精卫派)”，“银行资本家中，赵伯韬是蒋派”(43)。既然《子夜》成功表现的主题，是民族资产阶级能否发展民族工业从而战胜买办与帝国主义，那么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组派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派的斗争，自然成为小说对这种主题的重要呈现方式，甚至比工潮中改组派与中共领导的斗争更为激烈。 小说中改组派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在三条战线展开斗争，首先是与蒋派赵伯韬直接在交易所斗法，其次则是一轮又一轮的罢工风潮，还有就是赵伯韬的金融封锁和吞并企图。小说第七章就让吴荪甫同时“夹在三条火线中”，在银行公会遇到李玉亭告诉他赵伯韬的阴谋：“他们想学美国的榜样，金融资本支配工业资本。”这一消息令吴荪甫心情极度阴暗，想到一战后美国资本渗入德国工业的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只要中国有一个统一政府，而且是一把抓在Yankee的手里，第二道威斯计画怕是难免罢？”(44)这一章结尾吴荪甫“在两条战线上都得了胜利”，心情豁然开朗，唯独对付赵伯韬的这个阴谋仍胜负未卜。如果说《子夜》中工业资本家面临的罢工风潮是来自共产党方面，那么金融资本吞并工业资本的威胁则是来自蒋派的金融界巨头，而两者背后又是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与美国金融资本的对华输出与控制。尽管小说文本中只有提示而从未出现一句明确说吴荪甫是改组派(45)，吴荪甫置于汪精卫所谓左右“夹攻”之中而“悉力奋斗”之势却明。 正因为小说中吴赵分属汪蒋两派，他们对中原大战的态度也就相反。1930年冯、阎、桂、粤军阀联合起来与蒋派中央军展开大战，改组派及汪精卫成为各派反蒋军事力量拉拢的最重要政治力量。而赵伯韬“他们希望此次战事的结果，中央能够胜利，能够真正统一全国。自然美国人也是这样希望的”。蒋派自“四·一二”前后获得江浙金融财团支持而成立南京政府以来，与美国金融资本的关系向来密切。蒋派占据中央政府财政，以“关税收入”等为担保发行巨额公债以资军费。战势胜败难料导致公债偿还风险大增，涨跌态势遂随战势急剧变化。另一方面，被称为实业党的改组派，中原大战期间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拟订的《经济政策及财政政策草案》中提出诸多振兴实业而严格管控金融投机的经济政策。(46)事实上早在改组派成立之初，就在其《经济建设决议案》指出：“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半殖民地，一切都市和农村的经济，都直接和间接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吸收和操纵。”(47)小说中吴荪甫“有发展民族工业的伟大志愿”，“他是盼望民主政治真正实现，所以他盼望‘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48)。小说的结局固然不能违背中原大战蒋派取胜的历史事实，但吴荪甫与赵伯韬斗法的胜败，却同样经历了重要的改写。正由于瞿秋白的意见对小说结局改写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49)，茅盾创作视野中原有的一些左翼理论来源，从此被长期掩盖。 若回顾茅盾在国民革命时期与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密切工作关系(50)，再将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改组派倾向和改组派的《工人运动决议案》，甚至“变质”的工人等等问题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子夜》从改组派理论中汲取的，绝不仅仅是对某个单一的阶级(如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立场上的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在更广阔层面上把握某种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