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存大纲的第十三章中，虽然不再明确写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煽动起来，却将罢工设计为由黄色工会中蒋派钱葆生煽动起来的。吴荪甫的干将屠维岳则“计划再扶持桂长林等在工人间的势力而借工人以打倒钱葆生，然后用武力解决罢工”。现存大纲里蒋派最终打倒了黄色工会中的改组派，即屠维岳“政权”之倒塌：“钱葆生他们又引军警到工人住区捕了许多人。少数工人就此进厂上工。”(27)蒋派武力平息罢工，改组派的调和策略一败涂地，经瞿秋白指导新大纲似乎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突出了一下。 然而在与现存大纲对应的小说章节中，茅盾却又将罢工的最终结局写成黄色工会中改组派的胜利。蒋派在资本家平息罢工的活动中扮演了“反面”角色，钱葆生不仅挑动罢工，当屠维岳和改组派成功使工人回厂时，钱葆生还支使流氓在厂门口殴打工会中的改组派手下，阻碍工人上工。但最终屠维岳改用铁腕手段，叫警察捉捕了蒋派流氓，并在最危急关头让桂长林带警察开枪镇压了上海各地前来冲厂的罢工工人。改组派逮捕了共产党员陈月娥和女工朱桂英，甚至共产党领导玛金。领袖损失殆尽，半年之内很难再形成工潮，完成了屠维岳对吴荪甫的许诺。 1930年在中共“立三路线”指导下的上海各行业同盟总罢工大多以失败告终，茅盾固不能改写历史，却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几次改写具体的工潮走向。茅盾仿佛是在与瞿秋白的指导意见“讨价还价”，每次“屈从”之后又总是想方设法改回来。虽然《子夜》对“立三路线”和所谓“取消派”观点都有所批判，但最终结局还是无法符合这位结束了“立三路线”并与“取消派”斗争的共产党领袖的要求。1933年8月瞿秋白发表《读〈子夜〉》，一方面在“立三路线”问题上为茅盾辩护，另一方面提出五点意见，最后一条指出：“在《子夜》的收笔，我老是感觉得太突然，我想假使作者从吴荪甫宣布‘停工’上，再写一段工人的罢工和示威，这不但可挽回在意识上的歪曲，同时更可增加《子夜》的影响与力量。”(28)罢工斗争最终由改组派取得胜利的结局，并非瞿秋白所希望看到的，更不是其左翼理论指导的直接效果。显然，除了瞿秋白的指导之外，《子夜》的创作还有着多维度的理论资源。 三 “黄色国际”与工人阶级的“变质” 黄色工会，尤其是黄色工会中国民党改组派对罢工运动的领导与控制，在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期难以获得正面关注。但在民国时期，却是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题。1929年11月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对黄色工会问题决议案》，提出赤色工会“反对黄色工会及其领袖们，应当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斗争”。这一决议，连同“立三路线”指导的各行业同盟总罢工，使上海赤色工会损失惨重。“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时，约有会员27000余人，由于会后‘左’倾错误的影响，到1930年6月则减为2012人，发展到1931年1月，上海赤色工会会员还剩下700人。”(29)事实上，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已指出：“赤色工会的大多数，还不是群众的组织。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还是很大。国民党改组派在(北方)黄色工会里尤其有影响，共产党在国民党黄色工会里的工作，还没有认真的实行。”(30)当1930年夏刘少奇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由共产国际创立的国际赤色工会组织——职工国际，最终通过了“在中国黄色工会中也要搞公开的赤色反对派，把黄色工会变为赤色工会的决议案”(31)。无论1930年代初这种斗争是否一度“左倾”并得到纠正(32)，对黄色工会的斗争或联合，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工作。这虽构成茅盾关注黄色工会的原因，却不足以解释《子夜》为何如此呈现黄色工会对工潮的“成功”控制。 《子夜》中黄色工会的改组派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瓦解三次工潮，除了与蒋派明争暗斗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女工当中分化出许多“工贼”。也正是因为茅盾注意到了工人的“变质”，《子夜》才无法像瞿秋白希望的那样写出“理想状态”的罢工图景。在所有女工中变质最为突出的一个，就是第一次工潮的领袖姚金凤，最终成为了屠维岳安插在工人中的“黄色”代表。小说中最先出现的罢工者就是姚金凤：莫干丞对资本家吴荪甫报告，女工姚金凤不服管理，和管车薛宝珠发生肢体冲突，女工们停工支持姚金凤，要求开除管车薛宝珠并要求发米贴。吴荪甫意识到资方管理人员在工人眼中无异于走狗，这才开始留意职员中的屠维岳。而屠维岳第一次见吴荪甫提出的建议，就是答应工会的请求。吴荪甫虽然答应，却怀疑“共产主义的‘邪说’已经风魔了这班英俊少年”(33)。黄色工会尚未正式出场，其在资方与工人之间游走的暧昧特性已初步显现。更厉害的其实是黄色工会软化工人领袖的手段，但屠维岳刚刚买通姚金凤，黄色工会内部的蒋派薛宝珠就向工人们泄密，导致姚金凤被工人们骂作走狗。蒋派破坏了改组派的软化调解，不料屠维岳用反间计，开除姚金凤，反而提拔薛宝珠作稽查。自此，曾被开除过的姚金凤，成为工人们信任的领袖，蒋派薛宝珠则难再打入工人内部。而真正的共产党女工何秀妹，却遭到黄色工会改组派的有意离间。屠维岳派李麻子带流氓去骚扰恐吓何秀妹，再让账房先生莫干丞前去“拯救”，然后在工人中放风说何秀妹被莫先生请去看戏了。 在第三次罢工中，姚金凤听命于屠维岳，煽动罢工以打击黄色工会中的蒋派。而黄色工会中的改组派桂长林，也在屠维岳的授意下公开反对扣减工资。女工在姚金凤家中开会商量罢工，蒋派工贼都被姚金凤揭穿，无法获得工人信任。尽管遭到中共罢工领导玛金的怀疑，姚金凤还是在第二天罢工中转移了工人的目标，使得屠维岳和桂长林能够以黄色工会来代表工人，与资方交涉上工条件。但姚金凤随即因屠维岳在草棚与女工发生冲突，而被女工中的党员陈月娥揭穿其走狗身份，遭到罢工者的驱逐。改组派企图借黄色工会代表工人的阴谋随即败露。 与少数“变质”的工人个体不同，小说中真正“变质”的工人阶级，并未出现在吴荪甫的工厂里，而是出现在杜氏叔侄的争论中。吴荪甫被罢工女工拦在厂门受惊而归，亲友们纷纷前来探望。杜新箨以英美鞋厂为例，认为工人人股成为股东，就不会再有工潮。杜学诗则认可意大利的情形，要资方和工人都肯牺牲。范博文指出工人人股的法子虽好，却不符合中国实情：“就可惜荪甫厂里的女工已经穷到只剩一张要饭吃的嘴!”(34)这场看似无关紧要的争辩，其实是茅盾对该问题不同解答方式的点睛之笔。正如小说开始时在吴老太爷葬礼上关于实业与金融的争辩一样，这些争辩直接道出了当时某些派别的重要观点。一旦工人入股成为所谓股东，就不完全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不再具有天然的革命诉求。作为股东的工人，能够与资本家之间达成某种和解的可能性，成为工人当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新阶层。 对于这种新出现的工人贵族，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的讨论不多。然而当时第二国际对此问题却有深入的分析。与黄色工会中“黄色”一词之意相仿，一战后重建的第二国际，也由于其改良主义的调和立场，被称为黄色国际。列宁将第二国际视为中产阶级的代表，认为其与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国联)妥协，处于赤色和白色之间。中国共产党也沿袭了共产国际的观点和词汇。“早在1921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俄文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里，就提到：‘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这里的‘黄色’带有阶级调和、改良之意，同时也表明这一语义承袭了苏俄的理解。在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1925年《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等文件里，又用到‘黄色国际’、‘黄色工会’等词，也都是沿袭苏俄的用法。”(3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