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意动与情动：“孔子作《春秋》”说的话语策动机制 我们从话语实践的立场和目的，可以定位“孔子作《春秋》”说体现出三种不同诠释的修辞性。那么，是否存在某种语言机制导引和规约着这种修辞策略，使之发挥话语功效呢?语言学理论中的话语功能说或许提供了一种显现与分析的路径。⑩为了达成向汉武帝直接推行其政治主张的目的，董仲舒不仅仅要确立孔子作为“作者”的权威地位，占有《春秋》的发生源头，而且，从其始终将《春秋》紧系于治国称霸之法典这一策略来看，他是连《春秋》的读者(听众)也加以规定和强调，这便从信息接收者的角度牢牢控制了《春秋》诠释话语的流向。这种对读者的封闭性规定，强化并推动了公羊学《春秋》“为汉制法”的教条，后来者如东汉公羊家何休乃至以谶纬说经之诸儒，延循董仲舒的这一策略，把《春秋》对于汉代不容置疑的“神谕”性质发挥到了极致。徐彦在《春秋公羊传》题下所疏便颇具代表性：“……孔子见时衰政失，恐文、武道绝，又见麟获，刘氏方兴，故顺天命，以制《春秋》以授之。必知孔子制《春秋》以授汉者。”[2](P2195) 这样一种以信息接收者为定位的话语策动机制，实际上是调用了言语行为的意动功能(conative)，该功能的纯粹语法表现形式是祈使句，与陈述句根本不同的是：祈使句是以发送信息指令为目的，无须经受真实性的检验。不难见出，董仲舒所言孔子作《春秋》，是将历史更迭中具有开放性的信息传布，重构为“素王”孔子与汉代统治者之间的直接对话；从其话语意图而言，不仅“孔子作《春秋》当新王”一说的实质乃是传达一种毋庸置疑的旨意，而且他向武帝进谏的所有建议都同样具有“祈愿”的性质，其目的指向是信息接收者对话语内容的全盘接受和执行，而并不接受对其实在性指涉的质疑和检验。这种述行力量(performative force)外化在话语实践中，所达到的修辞效果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议对》中所言：“断理必刚，摛辞无懦。”[15](P915)然则，我们就更能理解，在《天人三策》的最后，董仲舒达成了《春秋》与孔子两者权威的合流，提出推行《春秋》、独尊孔术的建议，其气度与姿态是何其激进而且自信：“《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7](P2523)董仲舒的修辞策略无疑是成功的，据《汉书》载：“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7](P2523)又载：“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7](P2525) 另一方面，司马迁表面上化用孟子与董仲舒对孔子作《春秋》的言述，但其具体话语内涵的焦点则更多地向信息发送者自身倾斜，用以传输某种态度，宣泄某种情绪。司马迁言及孔子作《春秋》，总是强化和渲染孔子抒发郁结愤懑的这一出发点。《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这样称引孔子的自我剖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10](P1943)他将类似的处理方式挪用到对自身书写《史记》的意图和历史处境的构述上。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声明了支撑自己艰难生存的动力所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7](P2733)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发愤著书”之说亦是由此而来。这种修辞效用背后所主要驱动的话语功能，其实正是语言学上所谓的“情动”(emotive)功能。这一功能偏重于从信息的发送者角度出发，以情绪表现来传达说话人对他所谈论事物的态度。 尽管前人已经指明，司马迁刻意建立起孔子作《春秋》与自己作《史记》之间的类同性，但却很少注意到这种话语实践需以策动特定的言语机制为支撑。司马迁所灌注于《史记》中的说服力，正与其类似“展示性”修辞的定位相关，这一定位也直接决定了其叙述的特征和走向。在言语行为中，以“情动”功能为主要驱力的信息，可以通过改变声音、语调以及各种表现情感状态的因素，体现信息发送者不同的情绪和态度。而在书写行为中，以感叹词来传达情绪的空间是有限的，声音表现的直接性也被取消了，但完全可以被转化成各种书写表征，通过书写者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状态下，对字、词、句等各层次上的话语元素进行调配，形成不同的语言暗示。这很有可能成为后世能在史传话语中体察出“褒贬”来的内在动因之一。 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指认，由于意识形态塑造的需求，董仲舒对孔子作《春秋》说的构述是神学化的，因而在与“真值”(truth value)的符合度上就让位于作为史家的司马迁。当我们从具体的言语处境、修辞策略和语言机制的角度来重新看视“孔子作《春秋》”说的构建时，也许有助于关注这样一种处理历史话语的范式转化，亦即：从外部指涉到言语的述行力量，从事件的真值到话语实践的实用性考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