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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处于学术传承过程中的《春秋》作者身份，其关键性不曾也不必凸显出来，但到了汉代公羊学大儒董仲舒那里，明确孔子之于《春秋》的作者身份，成为其政治话语建构的迫切需求。董仲舒多处表述孔子作《春秋》这一命题，无须铺垫，极为简洁，⑥而伴随这种直接与明确而被加以重复强调的是孔子作《春秋》的意图。《春秋繁露·俞序》中，董仲舒将这种意图“还原”得十分具体：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6](P780) 事实上，作者的重塑意味着意义起源的重构，也就等同于向文本指派一个封闭的终极意义。此时，孔子作为信息发送的起源，必然重新浮现出来。当然，构述孔子之为作者的意图与《春秋》文本的自治性，绝非董仲舒的根本目的，而毋宁说是其策动《春秋》法典化这一话语实践的前提。正是通过向文本源点的直接撤退，董仲舒所代表的公羊学家俨然自居为作者代言人而出场，这也就暗自贬抑了他人对《春秋》学的传承与诠释的合法性。因此，掌控作者意味着诠释权力的辩夺与占有。 对作者的回溯与占用成为话语运作过程中的重要策略，其实质是将诠释的权威性系于信息的发送者，这样的思维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关联和影响着汉代对师法谱系极度重视的风气。由于作者充当了文本意义的神圣起源，师承授受在传递文本意义的过程中就意味着诠释的权威保障，因而称引“先师”之名的意义才变得尤为显要。刘歆曾经力荐《左传》立于官学。由于《左传》的作者从根本上无法被追溯到孔子，刘歆采取的策略是强调其作者与孔子的亲缘性：“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7](P1967)汉光武帝时，儒生范升再次以“《左氏》不祖孔子”反对《左传》立于官学，刘歆的后辈陈元转而建立孔子与左氏之间的授受关系，以此推驳范升的诘难：“陛下……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穀梁》传闻于后世……今论者沉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8](P1230)陈元不仅以“亲受孔子”替代“亲见夫子”，使得由《左传》向孔子这一起源回溯可以畅通无碍，而且还以“传闻”、“虚言”反唇相讥，对《公》《穀》传承谱系的可靠性构成了正面的挑战。其结果是：“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8](P1233)事实上，《左传》传经与否的争议在后世仍然持续着，而其焦点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于子夏，其智一也。”[9](P210) 在西汉时期，董仲舒的政治话语实践对于“孔子作《春秋》”说的意识形态化改造是影响深远的。学界通常借助记述较为详尽的《史记》以资佐证，并且指认司马迁师承或祖述于董仲舒。那么，我们是否可因司马迁为史家即断定其记述乃为实录呢?在董仲舒与司马迁之间所建立的这种直接链接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断裂呢?让我们来仔细比对一番。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云：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10](P3297) 这是司马迁面对壶遂“孔子何为而作《春秋》”之问时的回应，其内涵同样指向孔子作《春秋》的意图。司马迁自述这段话“闻自董生”，也的确与上引董仲舒在《俞序》中所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假如仔细参照，就会发现两者间细微但是意味深长的差异：一方面，董仲舒接受并重申了公羊《春秋》“以俟后圣”的思想，将《春秋》定位为“应天作新王之事”，孔子的这种“先知性”在司马迁笔下并没有予以显现，司马迁强调孔子作《春秋》是“以达王事而已”；另一方面，孔子不为世所容的悲剧性命运，在董仲舒的言述中并不存在，却被司马迁反复渲染。 相较于董仲舒着意塑造孔子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面，司马迁一再强调其“干七十余君”而不被重用的遭遇，他笔下的孔子“贫且贱”，一介布衣，常年困顿，终身郁郁不得志。尽管司马迁也毫不掩饰对孔子的敬仰与向往，尊之为“至圣”，但孔子之圣更在于学养与德行，而非天赋的血统或使命。如此看来，司马迁似乎从董仲舒的“王官学”的立场又退回到“百家言”了。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史官的职能原本与宗教、政治事务紧密相关。清代学者汪中在《左氏春秋释疑》中就曾指出，史官的职能一开始是执掌卜筮等记录，这些记录的文件其实就是六艺之学的雏形，后来又由于瞽、史二官皆失而落入儒者手中，六艺之学并于儒者。事实上，《太史公自序》的谋篇布局是很值得深思的，司马迁一开始就追述其世谱家学，后假借父言谈论六家得失，对儒者也直言批评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10](P3290)这样一番论述，也许微妙地传达了司马迁的话语立场：某种程度上，史官掌管着负载六艺之学精髓的典籍，也掌握着有别于六家学派的真理性；与那些投帝所好而“缘饰吏治以儒术”的权臣不同，他所要维护的是亘古不变的礼制传统，所要施行的是通过“采善贬恶”而迂回进入意识形态话语的建设。这一方面来自于司马迁对自身职守的伦理意识，另一方面也暗藏着其自身不幸遭遇所带来的愤懑冲击。正是这样的立场促成了司马迁对于“孔子作《春秋》”这一命题隐在区隔于董仲舒的理解与解释。 语汇信息的变形与缺席并非简单的偶然现象，而毋宁说透露出话语本身的预设和运作特征。尽管董仲舒和司马迁皆言“孔子作《春秋》”，并且都着力对作者的原初意图或缘由进行重构，然而，不可忽略的是，这种叙述总是与特定的话语实践相关联。实际上，孔子正是以“作者功能”的形式被征用和整合进不同的话语实践中发挥其效用。可以说，重构作者的话语往往以展现“真实性”的面貌出现，但其预设的有关作者的本质与对作者功能的征用却是观念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