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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20世纪以来试图从物质性角度阐释文学活动的各种理论流派，汇聚成一个物质性诗学的批评趋势，广泛涉及了文学的符号物质性、社会物质性、历史物质性、述行物质性和事件物质性等诗学问题，其中也融会了语言学、哲学和史学发展的深刻洞见。研究者指出，近来理论工作的研究内容发生了转换，从一种语言的、话语的、文化的内容转向“另外一种内容”，即“物质性的、生物学的和特别政治性的内容”(Elliott and Attridge 3)。文学的物质体系通过其内在运作开启一个超出自身之外的世界，意义与物质性并肩运作是诗性观念的真正内核。“诗歌语言越是密集编织，它就愈能成为拥有自身权力的物，也就愈能指向自身之外”(Eagleton “The Event” 205)。因此，从“语言运作”来考察“物质经验”的来龙去脉，依然是理解和解释文学的物质性的基本途径。 然而，在20世纪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流变过程中，“物质性”概念在日益丰富化和理论化的同时也愈加神秘化和问题化，其中越来越多地包含了传统上归入“非物质”的成分。“在过去，技术被定义为‘物质性的’而科学则为‘符号性的’，如今科学却成为‘符号—物质性的’。科学曾经在意义的界域里运行，而技术则在物质性利益的世界里运行，如今科学去自主化而进入了技术的领域，然而技术则在与此同时可以说被符号化了，以至于它不再能被认作是一种纯粹的物质性界域”(拉什 298)。人类生活方式的基础部分已经转换为“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渗透的内容，使传统上的“非物质”切实地进入了人们的实际生活空间，引发了理论研究和批评探索的热潮。但是，相关研究往往忽视物质性与意义之间的区别，“虽然一个文本的物质性，确实出自一个生产的过程，意义却总是在文化消费中被创制出来的。文化批评家往往混淆了意义与物质性；把一个文本的特定(但可多重释意的)物质性与其意义混淆——以一系列不同‘腔调’，可以演出不一样的样貌。比如，以一本小说为例：作者以特定的方式创制了文本的物质性(把这些字眼这样安排等)，但仍必须透过小说的读者(包括作家本身)，在实际的文化消费实践中创造出意义，这当然也开启了差异与争论的可能性”(史都瑞 213)。尽管“在实际的文化消费中创造出意义”的过程本身不失为一种物质性活动，但消费活动的物质性与消费中创造的意义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差异；一概名之为“物质性”，就会将“物质性”概念神秘化。“语言符号被组合成诸如‘可直接感知的客观实在’和‘与上帝的直接相遇’这样的混合体，这不可能不自相矛盾”(库比特 55)。“物质性”正如这里的“上帝”，铭写活动的客观实在性并不能成为它与铭写活动对象的“物质性”相遇的保障，但后现代神秘主义的种种书写却将二者视为同一回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祭”的物质性和虔诚性，真的能在述行的意义上使“神”在物质意义上如约而至吗？反过来看，“神”的物质性缺失必然会使“祭”的活动丧失其全部物质性含义吗？这个悖论中可能包含着当代物质性诗学的辩证法胚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