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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文本的历史物质性 在文本中，符号物质性与社会物质性的结合使文本物质性包含了更大的空间、更广的时间，也更具有抗拒性。文本作为一个方法论的场域，其空间不再属于其自身，确切地说，视其在特定时间内所处的关系网络，文本的空间具有了开放性、多样性和变换性；文本的意义、阅读文本时产生的理解，不完全受文本自身的物质性即书页上印刷词汇的束缚，即文本最终是未完成的，它向时间性敞开了大门。由于文本的未完成性和不完整性，它就开辟了另外一种空间：抗拒性的空间。要想阅读它，就必须把那些与之相吻合和相抵牾的因素都考虑在内(McGowan 13)。这使文本成为一种“超文本”(Hypertext)，即用超链接的方法将各种不同空间的文字信息组织在一起的网状文本。 “超文本”的出现与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科学家对网络的研究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持。超文本主要由节点、链接和网络三种基本要素组成，它使用的并不是与“实物”一一对应的索引和图像，而是使用图标。它不仅集合了不同的文档，也集合了不同的阅读方式，每一种阅读方法都通过与之相关的特定产品(如小说、图书、杂志摊子)与历史和地理相联系。超文本似乎是超越文字而存在的，但它又需要文字来实现它的传播功能。“文本与它借以流传的某个版本或某本书的分离使文本非物质化［……］脱离了物质的束缚，文本就具有了无限的可能，带上了一种半神圣的魔力。存在于网络空间的正是这种无限文本的神学概念；对阅读进行唯物主义阐释必须揭开这个神学概念的秘密”(库比特 19)。超文本在其开放性、多声部、非中心化、根茎隐喻等多种维度上成为当代人理解文学物质性的一个隐喻。 “超文本”在去指涉化和去自然化的基础上理解和解释文本，不仅人类行为和社会交往产生文本，而且人类及其所处的社会也被理解为人类生产的关于自己的“文化文本”。这就将文本概念无限放大，最终将一切人类历史都吸纳进来，将人类历史解释为一个超文本。“在历史实践中，所有过去的行为都被当作文本来阐释，这是因为它们只是通过文本化证据而建构出来的”(伯克霍福 40)。因此，只要人们依然承认文本的符号物质性，也就无法排除历史解释和历史铭写过程的物质性。这似乎要把文本的语境理解为传统史学家所追求的“实际的过去”，但事实上，这种观点的反实证主义、反本质主义前提把这种观点引向了别处，即某种“(超)物质性”。 这种文本并不是要否定自身的物质性，因为文本自身作为文本话语的物质性，以及包含其中的其他文本话语“踪迹”都具有基本的物质性地位；而是在坚持自身物质性的基础上开放文本的物质性，尤其向时间性和历史性开放，并将这种物质性推向“述行性”的广阔领域。因为文学语言述行行为的物质性也“创造”了它所指事态的物质性。“文学言语像述行语一样并不指先前事态，也不存在真伪。从几个不同方面来说，文学语言也是创造它所指的事态的”(Culler 96)。 这种物质性概念或可命名为“(超)物质性，即幽灵物质性”。“这样的(超)物质性并不将具有参考价值的真实或经济的过程设为本体论的证明前提，而是将自身置于语言行为与历史事件、前在程序与记忆投射、书写与‘体验’的中间环节”(沃尔弗雷斯 381)。说其是物质性的，是因为它坚持了文本的符号物质性和社会物质性的基本观念；说其是“超”物质性的，是因为这种物质性并不存在于物质性文本之内，而是作为话语“踪迹”穿行回响于古往今来的各种物质性文本之间。就像“幽灵物质性”这个悖论性的术语所暗示的，它是一种中介性、居间性的“述行”功能。 尽管这种(超)物质性在共时维度上的社会物质性领域也同样显现出来，但最能体现其特征的无疑是历时维度上的历史物质性领域。因为，“历史”通常被认为属于“过去”，是今天的人们无法直接接近的领域，除非借助文本或将其“再文本化”；当“过去”萦绕在今天的文本或文本之间的时候，就更具有“(超)物质性”或幽灵性质，成为所谓的“历史幽灵”。这种历史物质性的基本理论来自本雅明。他认为，“唯物主义历史书写”是这样一门科学，其结构不是建筑在匀质的、空洞的时间之上，而是建筑在充满着“当下”的时间之上。当下时间“倒着跃向过去”，“现在”包含着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巨大的缩略物。这种历史书写承担“爆破”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任务，与之相区别的一般历史则没有理论武器：它收集一堆资料，填注到匀质的、空洞的时间中。唯物主义历史书写者“把握的是他自己的时代和一个明确的、早先的时代所形成的结合体”(本雅明 415)。他摒弃了匀质空洞的时间观、连续统一的历史观、因果关系的线性系列、堆集资料的历史主义方法。“他似乎预示着要回归这样一种观念，即物质事件受控于书写记录、记忆、暂时性及政治干预。［……］［这些因素］改变了被认为已然设定的铭写场所。”在他这里，“(超)物质性可被认为处在一种预示性铭写场或非场”(沃尔弗雷斯 385)。如果历史不是一串被编成神话和记录下来的事件，而是一种(在某种档案中)被“制造”出来的效果，那么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在某些似乎是记忆体系所处或被安置的前初始场中实施干涉，并使之相互断开呢？ “唯物主义历史书写”就像一种具有重写历史潜力的“述行性”阅读或铭写，抗衡着储存并使更旧的系统程序合法化的档案机构。“这种书写是实质性的历史干预手段，对抗着历史决定论的符咒，批判地、述行地反作用于档案机器上，从而产生另一套可能的未来，这样的实践有时被称作寓言、电影或翻译，即唯物主义历史书写的具体形式”(Cohen ix)。从其实质性地干预和重塑过去与未来的述行效果上说，这种历史书写行为本身具有物质性。但它又绝不只是物理学意义上“记述”(constative)其他物质之物质性，而是在时间意义上对其他历史物质存在进行“施事”行为(performative)的物质性。一方面，语言是描述性的，表示某事与某事有关。另一方面，语言是述行的，不仅表示某种意义，同时还要实施或执行这一意义。后者是指“一种使用述行语言的陈述不仅要描述一个动作，而且还要执行这个动作”(Bennett and Royle 233)。历史书写使用“述行言语”，“实施它所指的行为”，“改变我们的认识，使我们看到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完成行为，而不仅仅是报道那些行为”(Culler 95)。它不仅在“报道”历史事件的意义上具有物质性，其述行行为本身构成一种历史“事件”。这是一种铭写的“物质性”，它并不命名“沉默的事实”，也不确保能不受限制地接近它，而是将它看成一种(超)物质。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向粗野的物质网络，如所谓的“物质”能指：字母、声音、文字记载等，它们维持着语言记忆和程序感受(或阐释)；另一方面，这个反身性回转似乎是先行的，其自身又产生各种指涉、价值或相关体系。 德·曼主要以“铭写的物质性”概念发挥、扩充了本雅明的历史物质性思想，在历史书写领域内，即是铭写作为“物质事件”的物质性和历史性，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一切铭写活动都具有物质性，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立场等物质存在的产物；二是指任何一种对作为铭写成果的文本的解读活动，都不是纯客观的，而带有其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性，都不仅必然在物质性的社会历史中发生，而且只有通过社会历史的物质性才能发生；三是指任何一个被铭写的文本都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映”或“表达”，文本本身即是一种社会历史的物质性“事件”，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再次回到索绪尔有关语言“反映”现实与“打造”现实的悖论上来；回到皮尔士的古典符号学：“借由‘记号’(semiosis)而进行的指涉反映事物，而借由‘模拟’(mimesis)来进行的指涉则促发冲动。推动和促动在一个世界里的欲望之汇聚里通过一种激情的符号学来运作”(拉什 292)。正是语言“打造”、“促动”现实的这一功能，构成了20世纪有关文学物质性思想的基础。奥斯丁的“述行语言”与之呼应，将语言“打造”现实的功能推向极致。然而，两种功能之间的悖论并未得到解决。从语言的记述功能看，所谓“铭写的物质性”，是一种“没有物质的物质性”，因为在历史书写过程中历史话语讲述年代的物质性事实只是一段不可复活的“踪迹”，显出物质实在性的只是(超)物质性的声音、字母、书写、媒介网络，这其实只是“作为符号的物质性”。从语言的述行功能看，这种缺乏物质性的符号物质性，却使历史传统变成事件和体验的其他模式，“过去”只有借助文本形式——不是事实，而是文献、档案、言论、手稿——才能为我们所了解，它们与构成我们今日的文本密不可分。历史是建构，是叙事，这叙事既展现了现在又展现了过去。历史文本是文学的组成部分。“历史的客观性或超验性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因为史学家必须进入话语，用话语来建构历史对象”(孔帕尼翁 211)。 德·曼无疑看出了语言的述行功能与记述功能之间的脱节，以及二者无法并存的事实。“任何言语行为都产生过度认知，但它永不可能知道自己产生的过程(这是唯一值得知道之物)［……］施行的修辞与认知的修辞(比喻的修辞)，无法吻合”(Miller 111)。从述行角度看，文学作品“打开了一个超现实”，德·曼以“铭写的物质性”观念全面释放了“述行功能”。对他来说，述行行为可以大量增加，它可以意指实际的历史事件(这是不可逆转的)，也可以意指处于突变正面和“话语行为”表现的方位感的述行行为。对(超)物质性的追溯导向不稳定的场所，因为它并没有向我们展现有关前提，而是企图展现档案自行管理和产生的途径。“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进行‘物质性’阅读，意味着使阅读涉及并抵抗铭写及铭写模式，寻找这种模式开始进入另一参考、中介、理解、即时性等体系的踪迹。它探究在塑造全球记忆的书本传统中总是存在的区域，并意识到，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种朝着远程—技术档案发展的变形中，这种档案就是一种在文化档案中广泛的(超)物质记忆的重印”(Cohen viii)。 如果不仅将历史铭写本身看成物质性的“事件”(event)，而且将历史铭写的材料对象看成一个“事件”，那么历史铭写就是一种特殊的“事件化”(eventualization)。Event是发生之中、时间之中的fact(事实)。从视艺术作品为fact走向视其为event，也就将作品放置在时间和发生之中。“事件”也不同于“客体”(object)，视作品为“客体”是将其设定为“静态”对象，而视其为“事件”则将其视为创作和阅读行为造就的潜在可读文本，它从不与其所自出和所指向的历史偶然性完全隔绝(Attridge 59)。看待一个事件不是凭其内在意义和重要性，而是凭外在的、它与各种社会历史物质力量之间的关系。事件的意义不是永恒的，它随时可能遭到偶然性的逆转。“事件观念”使文学文本向社会历史的物质性无限开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