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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汉语虚词入诗引发新诗语言变化 语言是表意的工具，是思想的外壳，语言的变革直接体现了思想的更新。F.W.贝特森曾言：“一首诗中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儿寻找，而应去诗的语言中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倾向产生的压力造成的。”(15)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语言大变革，首要地体现为现代白话代替古代文言的大趋势，其实质反映的是语言之雅与俗的新旧观念冲突。白话口语能否入诗，白话语言能否成为文学正宗，是新旧文学观念的分野。现代汉语虚词，像“的”、“地”、“得”、“了”、“着”和“啊”、“呢”、“吗”、“吧”、“哟”等口语词入诗，是带着平民主义与大众文学观念挤进贵族化典雅文学殿堂的。例如，当年胡适被守旧派诟病的第一首白话诗《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又如《山上》：“‘努力！努力！/努力望上跑！’//我头也不回，/汗也不揩，/拼命的爬上山去。/‘半山了，努力！/努力望上跑！’”口语化的语气词、助词、介词的入诗，体现的是大众化的平民意识，它们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理想与审美趣味，破坏了古典诗歌贵族化的审美雅兴与格律规范，也破除了诗歌与广大民众的语言障碍与观念隔阂。 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基本包括三类：一是由部分文言虚词转化而来的白话虚词入诗。汉语在语言变革的过程中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在一些文言虚词被淘汰的情况下，部分虚词被承继下来，直接适用于现代汉语的表述。如“而”、“则”、“与”使用范围扩大，这些文言虚词已转化为现代汉语虚词。二是现代口语中的虚词入诗，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交际语言入诗，体现的是“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的“言文合一”的新诗观念。生活语言入诗增添了新诗的原生态气息，符合平民化、日常化的审美趣味，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文言虚词如“之”、“乎”、“者”、“也”被“吧”、“啊”、“呢”、“哦”等现代口语化的一类虚词所代替，表现出更加丰富的情感和语气。叶维廉指出：“一如文言，白话同样也是没有时态变化的，但有许多指示时间的文字已经闯进诗作里。例如‘曾’、‘已经’、‘过’等是指示过去，‘将’指示未来，‘着’指示进行。……白话的使用者却在有意与无意间插入分析性的文字。”(16)这种大量增多的指示性文字、分析性文字主要就是虚词成分的运用，以表述时间的变化，建立事物间的关系或展示演绎性的逻辑。王光明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以现代言说性的语言作基本材料对僵死古文的反拨，是真实意识和本真生命的显身显影”。(17)由于文言虚词向白话虚词过渡，现代白话虚词和语言比古代文言更接近人生与大众，也更贴近现代人的情感与心理。现代汉语虚词在词义衍变、使用频率和语法结构的严密性等方面的变化，成为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转型的重要因素。三是外来虚词的翻译与引入，扩大了新诗的语言资源，给现代汉语诗歌输入了现代气息与思想活力。梁启超认为：“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故数千年前一乡一国之文字，必不能举数千年后万流汇沓、群族纷拏时代之名物意境尽载之尽描之，此无何如者也。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18)如虚词“在”、“和”、“又”、“被”、“而且”、“如果”、“既然”等词语的翻译选用，极大地重构了现代汉语诗歌白话语言的语汇和语体方式，激活了部分汉语虚词功能的扩展与变化。如胡适的译诗《关不住了！》，被他认为是真正意义的新诗，诗歌较突出地使用了虚词“也许”、“和”、“但是”、“还有”等，清晰地表明了诗句的语义与情感逻辑关系。这与他受英诗句式影响有关，也与他自觉使用欧化的虚词、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细密的句法结构相关。 显然，大量现代汉语虚词入诗的作用不只是词汇的更新，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影响了组织诗歌语言的词法、句法，有效促成了诗歌文法的变化。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曾说，“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19)鲁迅也认为，中国“向来作文的秘诀是避去俗字，删掉虚字，以为这样就是好文章。其实不精密”；“文与话的不精密，证明思路不精密……要话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就只得采取些外国的句法。这些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泡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但补偿这缺点的是精密”。(20)汉语词类关系的变化影响到整个语言表意系统。废名曾指出，古代诗歌“都是在诗的文字之下变戏法。他们的不同大约是他们的辞汇，总决不是他们的文法。而他们的文法又决不是我们白话文学的文法”。(21)词汇创新直接改变语言外部关系，语言的内在关系是由文法的意义来决定的，只有通过外部与内部的双重变革，才能使诗歌获得真正的现代品格。特别是大量连词或关联词构成的诗歌从句结构和复句关系，形成了现代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以行为句”的单一表意系统的明显区别。朱自清在总结新诗第一个十年时，认为周氏兄弟的诗“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另走上欧化一路”，“这说的欧化，是在文法上”。(22)古代旧体诗不强调文法，少用或不用虚词，以避免妨碍诗体的齐整或押韵。胡适等白话新诗派诗人的新诗则相反，有意使用大量现代汉语虚词。虚词的激增影响了诗歌语言词汇、语法体系和思维模式的更新，体现了古代诗歌“以字为中心”的诗思向现代诗歌“以句为中心”的诗思转换，这从外在与内在语言构造形式上对诗体进行了彻底革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