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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篇闪耀着“匕首的亮光”的短文却是师徒合作的。腌洋腿肉是灵魂被吃了的行尸走肉，脂肪“丝瓜丝络似的，松松的透孔的”，还有什么活力！当年上过藤野先生血管学、解剖学课的学生，正好把记忆中的图像、实体拿来使用一番。二十年代中期的鲁迅有着丰富的死尸和解剖学的想象。在《野草》的《题辞》里野草“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51)；《复仇》的开头一段将血管比为槐蚕(“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又使读者想到藤野先生课上的血管学，路人也“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52)；《墓碣文》中的“我”在梦中寻访墓地，在一墓碣背后“窥见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残存的碣文上有“抉心自食”、“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等字句，正当“我”要离去时“死尸已在坟中坐起”，说起话来，可见它是死而不僵(53)；在《死后》，叙述者自己想象死后如何入棺，蚂蚁爬到脊梁和脸上，甚至绕着眼眶转圈子。不论鲁迅以尸体喻指什么，他所偏好的喻体带有解剖室、停尸房的特点。许广平没有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的经验，恐怕也从来没有见过尸体上的“肥肉的组织”，这篇配得上鲁迅心目中的“撒泼文章”的“腌洋腿肉”意象或许来自鲁迅，“骸骨的迷恋者”未必是好古者。 问罪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也是一种风格。要在论辩中占上风，“师爷气”与“流氓鬼”的手法，往往比平心静气的论辩高效得多。这样的风格，并没有论敌，有的只是仇敌。将对方写成死人，腿肉又被制成腌肉，细细描状，可见论辩已经升格为咒诅了。《一生一死》最后一段，竟讲起将人的尸体做腌肉的实用好处来。斯威夫特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主张，为了控制爱尔兰穷人的人口，不妨将他们的婴孩用作菜肴，他借此抨击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的歧视。许广平写到“腌洋腿肉”时，却有点掩盖不住她的兴奋。 过了几个月，鲁迅出面批判“寡妇主义”，讽刺寡妇性欲压抑，看到天真快乐的青年，心生恨恶。他怕读者不明所指，特别交代所骂是“‘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54)稍知杨荫榆早年不幸经历的人都感得到作者明晃晃的恶意。杨荫榆年少时母亲给她定亲，只求门当户对，不知男方是低能的“傻爷”。结婚后杨荫榆毅然离开夫家，婆婆威逼，仍不屈服。这是她18岁那年(1902年)上男女同校的“理化会”之前。(55)从法律上说，她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依然是人家的媳妇，确实是“和丈夫生离”。杨荫榆后来通过读书求学在经济上谋得完全的独立，投身教育事业，是一位成功走出“玩偶之家”的娜拉。(56)但是这段抗婚的故事却给“高贵者”和“正人君子”以歧视、攻击她的把柄，杂文《寡妇主义》发表之前，学生中个别发誓要将她拉下台的人恐怕早已在起哄的时候揭过她的伤疤了。这位女校长以沉默应对，保持了她的自尊。“拟寡妇”、“腌洋腿肉”辞职几个月了，鲁迅还要解恨，向落水狗施以痛打，一是他亲手将她打落水中，二是她属于“咬人之狗”。一位伟大作家屈服于自己身上的施痛于人的动机，这是应该怜悯的；一国教育界将《寡妇主义》当作学生范文，可见整个社会对人身攻击习以为常，对承受伤害者的苦痛冷淡麻木，甚至幸灾乐祸，这则是可悲的。 《一生一死》还特意对现实生活中阿姊的身份有所交代：“阿姊的省分和我的第二个字离则相同，然而天南地北，我潜意识里的连锁，从未觉得她是有一天会在我家里。”文章署名“景宋”，“我的第二个字”即“宋”。“宋”字的反切是“苏统”或“苏综”。杨荫榆是江苏无锡人，“苏”是江苏简称。“阿姊的省分”与“宋”字“离则相同”，指的是把“苏”字从“苏统”、“苏综”的搭配里分离出来，即可破解。这是一个不难的字谜，关键是反切。许广平没有训诂方面的修养，跟太炎先生研读过《说文解字》的鲁迅就不一样。“景宋”这笔名可能是鲁迅为“害马”取的，曲折表达了对苏联的仰慕。“宋”字指的不是许广平姓宋的母亲，更非唐朝名相宋璟(字广平)，而是苏联，其反切“苏统”或“苏综”都可以理解为苏联的别称。因此“景宋”表明师生二人共同的政治立场：向往苏联(57)。鲁迅主张用激烈手段重造中国，在1925年已经非常明显了。他在4月8日的信上说：“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58)“景宋”这名字取得好，就因为它不像鲁迅不很看得起的钱玄同的文章那样“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59) 杨绛先生的父亲杨荫杭先生在1920年开始任《申报》副总编，写下了很多时事短评，经杨绛先生整理以《老圃遗文辑》出版。杨荫杭关注学潮、学风，还在1920年12月20日的《申报》上就当时的“新文化”说了点多余的话：“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之问津，而学殖安得不荒？则知今日中国新学风有江河日下之势。”他然后呼吁社会“赈学荒”，道理很简单：“岁荒谓之凶，而不知学荒之凶更甚于岁荒。”(60) “学荒”在随后几年更见严重。杨荫杭在1923年1月26日的《申报》上有一篇《运动奇谈》，是与“时代精神”唱反调的： 北京有不职之总长，学生群起而咻之。南京有不职之议员，学生群起而殴之。闻者或以为快。然吾辈有子弟，使之入学，但欲造就完成之人格。其意若曰：“尔辈他日为总长，勿学此无耻之总长。尔辈他日为议员，勿学此无耻之议员。”固非视学校为一种惩罚机关，使学生执行惩戒之事；亦非愿学生身为鹰犬，供他人奔走之用；更不愿学生抛弃学业，成为游荡之政客；又不愿学生恃众放恣，效法今日之议员与军人。藉曰教育者并此而不知，人将视学校为畏途矣。(61)(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同样的观点又出现在次月3日、5日和6日的三篇《教育破产》短文之中。(62)杨荫杭先生曾在日本、美国大学专研法律，回国后多年任律师和江浙、北京等地的高等审判厅厅长、检察长，深知法律意识培植之难。他的感叹是因东南大学的学潮而发。《申报》是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杨荫榆对自己兄长公开发表的教育观应该是熟悉而且认同的。可是到了1925年，学生权势日涨，执行惩戒，变本加厉，有人甚至称之为“受教育的丘九”。巴结学生，利用他们得地盘，争饭碗，抢职位也是常见的。(63)许广平在1960年如此回忆闹学潮时的风光：“当时三天两头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各校走在前面撑大旗的总是一些高大的学生，女师大队伍前面的旗总是我和刘和珍两人拿的。”(64)能驱使这样一支队伍，自然就无往不胜了。教会学校的学风有所不同，其原因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65)“撑大旗”威风凛凛，毕业以后回到广州教书，却无法开一门国文专业课。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的第16章“扰攘不安的岁月”说到五四以后学风：“有人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杨荫榆1918年赴美留学，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她目睹美国一流学校(包括女子学院)的严格校规(66)以及由此而来的办学成效，不免会像鲁迅那样生出“拿来主义”的念头来。在这几年里，国内学生更加放任，她未对这种变化以及背后派系争权倾轧的凶险有所防备。1919年的夏天，严复在致熊纯如信上谆谆告诫：“公长二校[熊纯如在江西担任两所中学的校长]，学生须劝其心勿向外为主，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67)严复在五四学生运动的背面察觉到海内外势力的推动，故有此言。 1923年，杨荫榆南下苏州看望兄长杨荫杭时颇为遗憾地说，要是能在美国读一个博士学位就好，杨荫杭怪她“背时”，这回应里流露出对中国教育和学风深深的失望。1925年8月初她辞职而去，让教育界有心于“赈学荒”者心寒。她经历了这一切，也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背时”了。被骂为“拟寡妇”，腿肉也被腌制，说明公共论坛的基本规范已经缺失。可感的是她回到江苏，依然在学校执教，甚至出资办学。从杨绛先生的回忆文章来判断，杨荫榆不大懂老规矩，也不讲迷信，言行举止是很开明的。大概是在1928年，杨绛三姐结婚，新房设杨家，杨荫榆和她姐姐杨荫枌就新房的陈设直言了几句，“铺新床按老规矩得请‘十全’的‘吉利人’，像我两位姑母那样的‘畸零人’得回避些”；1935年夏，杨荫榆出席钱钟书、杨绛婚宴时“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其他贺客“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68)。一位新式妇女可以像娜拉那样决然走出婚姻，甚至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可是她在社会话语体系中还是挣脱不掉夫家无形的锁链，或者说，任何人，只要不大喜欢她，就可以取笑她的婚姻状况，以此界定她的社会身份。“畸零人”和“拟寡妇”同为男权社会对她的歧视性定位。当她在1938年元旦被日本兵枪击而牺牲的时候，中国的各种媒体和整个教育界已将她遗弃，没人会提起她的名字。她本应像吴贻芳那样的受人敬重，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却将这位女教育家视同仇寇，在她倒下的身躯上不断践踏。凶恶的日本兵在她掉到河里以后继续痛打，开枪将她击毙，仿佛是要提醒这位1925年的校长，“落水狗”已经一语成谶。 平心而论，女师大的学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校长之职而起，这是城府不深的杨荫榆料想不到的。她辞职后不久，少数造反学生被教育部逐出校园，临时在宗帽胡同赁屋办学，许寿裳也不避嫌疑，出任校长兼教务长。也许他自从去职以后，一直在关心驱杨的学生。鲁迅是1923年秋由许寿裳聘请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职的，许寿裳自称他和鲁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69)，两人如何在驱杨的学潮中配合，不必明言。 许广平在《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读后记》(1947年)谈到鲁迅与许寿裳兄弟般的交情，并说在学生运动的关键处，“许先生那时也觉系铃解铃，非己莫属，不忍袖手旁观，毅然在师生共同维持的小小局面的宗帽胡同临时学校里担任职务，直至学校回复，才始让贤而退”。(70)这里的“贤”指的是国民党要员、女师大教育维持会主席易培基。1925年12月31日，在整个学潮期间不断忍让妥协的段祺瑞执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教育总长，元旦之后，许寿裳、鲁迅控制的女师大维持会提议由易培基来担任女师大校长(许为教务长)。女师大学潮的终极目的此刻浮出了水面。但是，许广平在1960年6月3日第二次与电影《鲁迅传》创作组的谈话中却对易培基另有一番评论： [女师大]复校后，由易培基当校长。他当时也算左派，是李石曾的关系。但易培基一进来，就大批任用私人，他先介绍向培良进来，后来，教职员，管财政的都用同乡湖南人。接着，他将家里开支都报销在学校里，连他家里用的女佣人也算学校的帐，很不像话。 鲁迅先生和其他一些进步教授，看到工作告一段落，功成身退，同时也看出易培基的苗头不大好，就都辞职回去。(71) 只讲帮派而不问是非的女师大学潮以易培基上任为结局，也是恰如其分。许广平在这里所说的易培基的贪腐，鲁迅当然都是知道的，但是他后来在公开场合并未表示出对易培基的不满。他于1927年10月25日应邀到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当时易培基为该校校长)作名为《关于知识阶级》(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的演讲时说：“但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72)“军阀官僚”四个字把学潮背后那些运动家们自己未敢正视的动机全部遮蔽了。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也与“军阀官僚”奋斗过，他们在1927年还是坚决反共的。 杨荫榆当然洗不掉依附“军阀官僚”的污点，这是问罪学构陷的法宝。同样由北洋政府任命为女师大校长、也曾整饬学风的许寿裳则与“军阀官僚”无干。在校长职位之争后面一时看不出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许广平并不是自己家庭的叛逆者，她因幼时被戏称为“乡下人”而特别在意自己城里大户人家的出身，为刘百昭出过力的三河女佣甚至被她称作“十吊钱雇来的捡煤球的女丐”(73)。她想强调的并非她们廉价受雇于政府这一肯定不错的事实，而是自己的阶级优越感。 许广平与鲁迅在《两地书》里就表示出对女师大校长人选的高度关注。鲁迅在1925年4月14日信中说：“昨天听人说，章太太不来，另荐了两个人。”(74)后来许广平又拿女教育家黄国厚开玩笑，称她“缝纫先生”(75)。1960年，许广平在对电影《鲁迅传》创作组的谈话中两次说到章士钊是想让他夫人吴弱男当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先出任，是为吴的登台作准备。(76)彻底打翻杨荫榆，也将粉碎章士钊夫妇的如意美梦。如此思考问题，符合鲁迅好猜忌的心理定势，反而突出了权位之争的真相。鲁迅在《大衍发微》(1926年4月16日《京报副刊》)一文列出“三一八”后政府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揣度政府的真正目的是要控制两个机构(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和清室善后委员会)和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女师大三个大学。(77)疑心生暗鬼。设定对方必然如何抢夺权位，自己的一切动作也随之转移，而且得先发制人。段政府实际上还不具长远打算的能力，软弱到惊人的地步。整个社会缺少有能力实行法治的威权中心，人心中较为黑暗的部分便急速膨胀。政府一旦注意到某一小团体揽权谋私，不得不有所遏制，于是权位之争就变成了现实。在学潮期间，师生二人私下谈起应该如何防止章士钊阴谋得逞，亦不是不可能。 吴弱男是同盟会最早的女性会员之一，据说又做过孙中山秘书，在留日激进学生中应当是非常知名的人物。周作人在1906年秋赴日留学前，受朋友孙竹丹(安徽寿州人，1905年同盟会在日成立时入会，任安徽分会会长)之托，给他亲戚吴家的女儿吴弱男带一把茶壶、一件羊皮背心，到东京后送宫崎寅藏转交。结果是回乡带弟弟出国的鲁迅按地址找到宫崎，谈得很投机。(78)由此可见周氏兄弟不仅听闻吴弱男其人，还知道她与孙中山身边的人物宫崎寅藏交情不薄。吴弱男还是李大钊的密友，她的观点立场未必与章士钊一致。章士钊以下这段文字记载了两家在女师大学潮之间的关系： 吾以反对曹锟贿选，参加段执政内阁，守常似不谓然，而亦未显加阻止。所可怪者，时守常与吾见面殊罕，而其与吾家属之关系反日密。吾方寓东城魏家胡同，守常每星期辄二三至。吾之三子皆拜在守常门下，受政治课；守常之大女儿星华，亦依吾妻吴弱男为义女；守常夫人及他儿女均不断来魏家胡同，饮食谈笑，直不啻一家骨肉然也。余妻曾述守常语见告：“行严沉溺太深，吾不能救，独吾何能卸却保护其家属之责任？”(79) 李大钊曾写白话诗赠吴弱男：“暗沉沉的女界，须君出来作个明星。”这样一位女界先进人物出任女师大校长，未见得不合适。 表面上看，女师大学潮初起于1924年11月。这是一段纷扰不宁的时期。冯玉祥于10月23日进军北京发动政变，所谓的“国民革命”顿时进入一个更加错综的阶段。11月1日，参与政变、有国民党背景的黄郛组成摄政内阁，四天后冯玉祥逐溥仪出宫，这是李石曾的主意。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立即向国民党发出指令：赶紧行动，这正是登上政治大舞台的天赐良机。(80)孙中山北上，也是听取了苏联方面的建议。1924年深秋，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更加大胆。黄郛政府于当月24日被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取代，但是这时的段祺瑞已无军力可恃，担任执政，无非是在虎视眈眈的军阀之间形成一种岌岌可危的平衡。这是一个虚弱得无以复加的政权，内阁成员如走马灯一般变换，遭暴徒抄家也无可奈何，学生可以在任何集会上呼喊“打倒军阀”的口号。这是一个夺权的好时光，机会就在手边，而杨荫榆是第一个诱人的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