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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杨荫榆早年抗拒包办婚姻，毅然离开夫家，走上读书教书之路，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并没有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所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位转型期社会的娜拉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后整饬学风，引起少数激进学生反对，以李石曾、易培基为代表的国民党势力乘机卷入，成功将她驱逐。长期以来，一种黑白分明的思维模式将杨荫榆判定在恶人、反动派的位置上，用以反衬好人、革命派。本文试图结合许广平的童年心理创伤分析她“驱杨”的复杂动机，并从她各种回忆性文字梳理杨荫榆的“罪状”，指出有的政治性指责(如阻止学生纪念孙中山)不尽合逻辑，似难采信。文章的结论是杨荫榆治校并无严重过失，今年是她诞生一百三十周年，中国的文化界、教育界应该为她恢复名誉。 【关 键 词】杨荫榆/许广平/女师大学潮/问罪学 【作者简介】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25年二三月，北京女师大的部分学生过了年假，火气消退不少，旨在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学潮差不多就要过去了，用许广平1940年的话来说，造反学生当时已“瘫软下来”，“比在阳光下消失了的冰雪还要急遽”。这就是她在那年三月写信求救于鲁迅的原因。她自称：“[这一状况]不由得惹起我的反感，内心拨动了应战的火焰。当时就想：‘让我来试试，看有谁会敢来给我发命令！’于是在同班退下来了不过问的低潮中，我挺身而出，以总干事的资格出席去了。”①许广平站出来，除了杨荫榆在校务上“倒行逆施”，继续作恶，好像还有她一己的意气，个人的原因。“看有谁会敢来给我发命令！”一句，尤堪玩味。许广平崇尚豪侠，自我张扬(“我不入地狱，谁当入地狱”)，是个理想的一线敢死队员。她生于广州豪门许家，属崇字辈，堂兄弟都是实力人物②，叔祖许应骙为百日维新时礼部尚书，因“阻塞言路”被革，戊戌政变后复出，任闽浙总督。尽管许广平父亲是庶出，许家的赫赫声名还是让她有着常人不备的底气。 问题也出在这个仕宦之家。 鲁迅逝世后不久，许广平写了一篇思念远在异地的鲁迅母亲的文章，发在1937年3月25日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二集《原野》)上。想不到已为人母的她竟然这样开头：“有时一个人的脾气真奇怪：看见了别人家慈祥的母亲，心中会陡然发生一种被压迫似的感觉，难受到想找一个地方逃开，毫无感动地较为舒服些。这许是因为自己从小就没有了母亲的缘故吧。”③这里的“一个人”是作者自指。说及慈母、母爱竟有“被压迫似的感觉”，甚至拒绝为之感动，已于人之常情偏离很远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的人往往比常人更渴望母爱(比如哈利?波特)，以此来解释“毫无感动”是不通的。显然，许广平的童年经历给她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所有关于母亲、母爱的联想都会让她不快。1937年尚且如此，学潮激化时的1925年更不消说了。 母亲的印象就像刀刻在许广平的肌肤里。她在《我的斗争史》(写于1964年，署名景宋)里取了存在主义式“生来不自由”的表白——“电网从我生下来就早已安设好。”原来她呱呱坠地之时就受到歧视，那是由于一个比她长得好的姐姐： 姊姊！听说也和哥们一起在书房读书，生得十分漂亮，人都称她是玉观音，裹得好小脚，天天由老妈背上书房去，但是，九岁的时候死了，临死口内还如流的背诵《三字经》，《孝经》，《四书》，《诗经》，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等到我生下来是那丑陋不堪，稍能读书，又不如阿姐的聪明，于是母亲常常引起感慨，想是说：“好的都死光了，剩下这坏的！”就由这感慨里，母亲的表示，我的感受的影响，老实说，在我八岁母亲死的时候，我心下是这样想过：“死了一个母亲不要紧，还有一个父亲呢！”④ 母亲当着女儿的面感慨，是不是说了“好的都死光了，剩下这坏的！”却未必。那句狠毒的话只是“想是说”，可见是出自许广平自己的猜测和想象。母亲对“霞姑”(许广平小名)有点失望，也可能是出于善意，比如希望她的脾气柔和一点。“姊姊”临死前如流地背诵“礼教”的典籍，就更加夸张了。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即许广平的心灵上留下了自己在大人眼里不如“姊姊”的阴影。她暗中套用新文化运动“反孔”、“反礼教”的取舍标准来遮蔽常见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妒忌(即所谓的sibling rivalry)，有意把人称“玉观音”的阿姊呈现为非常脸谱化的“吃人”礼教牺牲品。姐妹间的竞争意识本应从心理学上探讨，如夏洛蒂?布朗特创造出倔强的简?爱来，就有压过她两个妹妹的潜在动机。然而在许广平笔下，妹妹怨恨姐姐，却好像是文化上的反抗立场所致，合乎进步时代的要求。童年往事的性质在成年后的回忆中政治化了。姊姊临死时的场景，许广平在1925年的学潮中就虚实相间地描写过，暂时按下不表。母亲偏爱死去的姊姊，在活着的妹妹心口留下不能愈合的创伤。引文最后一句几乎是在说，她对母亲之死无所谓，心中甚至暗喜。 幼年的伤害一而再，再而三，施害者还是母亲：“据说我一生还未哭出声先自撒出尿，母亲认为这样是对于她两老的不吉的，俗论是子女生下来此样形态妨父母之一，解禳办法，只有把我出继别人，算不是他们女儿，就不至于妨害他们。我于是几乎给了隔壁同族的一个老伯伯婶婶，他们穷到连食饭都难维持，然而伯伯还设法弄钱抽大烟，母亲就宁可每月贴送乳母，伙食，用费，把我送出去。不晓怎的这计划没有实行，然而算命先生已经把我从刚生下来就判决了我的将来，说是声音宏亮，性刚，男造则售，母亲也能占算的，对于算命先生的话大为击节，虽则她死的时候我已经八岁，底下还有一个七岁的妹妹，总不能算是我妨害她的吧。”⑤ 许广平八岁那年挤满了创伤的记忆，有的事情是不是发生在那一年，还未能确定。母亲简直是她梦中的恶鬼，先是给她穿耳，接着强迫缠足。她母亲自己身躯胖大，配一双不比酱油碟子大多少的小脚(“我母亲的乡里是最讲究缠足不过的”)，经常在走路时把两只手支在丫头肩上当拐杖使。父亲见到女儿脚下异样，气得砸了手中的茶碗，与母亲争吵起来。结果是母亲让步，放出一句狠话：“不缠就不缠，却是一辈子也不要她见我。”在这个场合，父亲扮演了解救者的角色，给女儿脱下红色尖嘴花鞋，解开脚布，把她抱到祖母那里。“自此我不愿见母亲，我自己总躲开她，遇着偷偷地跑回来和哥哥妹妹玩的时候，一听见母亲远远的声音，就急忙跑回祖母那里。一直到我生病，母亲叫抱过来看看，然后我重新在母亲膝下生活。”⑥她虽然没有送给穷亲戚，却被许给乡下一户人家做媳妇了。对城乡之间的本质性差别，许广平是非常敏感的，家人、仆佣有时拿“乡下人”来开她玩笑，引起她的“深仇怒恨”⑦。许广平少年时代就一心抗婚，反抗本身是无罪的，但是她基本上把这些创伤记忆与母亲联系在一起。她也承认母亲有开通的一面，比如准许她在八岁那年与哥哥一起读书。但是她对母亲的回忆基本是负面的，心里一直未能与她和好。 对哥哥和父亲，许广平的态度就恰恰相反。这是她在1925年5月27日致鲁迅信上一段坦率得惊人的话：“据自己的经验说起来，当我幼小时，我的三十岁的哥哥死去的时候，凡在街上见了同等年龄的人们，我就憎恨他，为什么他不死去，偏偏死了我的哥哥。及至将近六旬的慈父见背的时候，我在街上又加添了我的阿父偏偏死去，而白须白发的人们却只管活在街头乞食的憎恨。此外，则凡有死的与我有关的，同时我就憎恨所有与我无关的活着的人。”⑧她得憎恨多少与她无关的陌生人！如此心理，几乎闻所未闻，却在收信人身上引发回响。鲁迅并不以此为怪，三天后(5月30日)回信道：“又如来信说，凡有死的同我有关的，同时我就憎恨所有与我无关的……而我正相反，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都与小鬼的不同。”⑨两人交换最隐秘的心迹，说明已订下生死之交了。 杨荫榆1924年2月任校长，到第二年8月初辞职，任职只不过一年半，其中好几个月还是在校外租房办公，通过教务处治校。她和前任许寿裳都是学潮的牺牲品，两人的经历是那些年里学风的见证。但是政治上的大环境也与学风互为表里。杨荫榆的去职，主因与其说是她渎职，还不如说是南北或国民党/北洋对抗的政治背景所致，许广平个人也起了关键作用。没有她挺身而出，没有鲁迅(以及浙籍教授)的声援，加上背后李石曾、顾孟余和易培基等在京国民党人士的组织起来的力量，1925年女师大的学潮也许在许广平3月份写信给鲁迅讨救兵时就开始消停了。 许广平厌恶杨荫榆以及随着女权意识高涨而起的“女人长校”理念，未始与童年压迫性的母亲记忆无关。有人说女子教育系“国民之母”，已能使她“陡然发生一种被压迫似的感觉”。女师大是国内女子教育之巅，杨荫榆称之为“国民之母之母”，本意是以此激发学生荣誉感，但是两个“母”字叠加，只会使许广平加倍不快。这拗口的比喻对她心理上形成的冲击，不难从她本人的早期生活中挖掘出缘由来。许广平在《六个学生该死》一文戏称杨荫榆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解了一口恶气，这里倾注了多少对母亲形象的厌恶！ 《我所敬的许寿裳先生》是许广平发表于1948年3月20日《人间世》的回忆文章。她回忆道，进校时许寿裳是校长，许因学潮引退，主张女权者提出：“女子有资格在专门以上学校当校长的实在不多，女人长女校，在女权运动上应当拥护。在如此这般的鼓吹之下，杨荫榆走马上任了。”⑩许广平在鲁迅逝世后，变为女界代表，每逢妇女节，必会作文纪念，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许广平在要求女权的呼声日高的二十年代却屡有歧视女性的言论(见《两地书》)，她还力拒“女子长校”的观念，甚至以枪毙威胁提倡者，不免给今人以“反动”之感。她大概是看不上教育界的所有女性吧。在一个两千年来男尊女卑、女子绝少或者说几乎没有任何担任公职机会的社会，主张女校校长职位上两性绝对平等的竞争，学问资望俱佳者优先，那么连女校也是不必办的。同样的教育资源，何不向男女考生一起开放、优者录取？持此论者实际上是想维护一种更大的不平等，同时也无意间暴露了“牝鸡司晨”之类成语背后的“男权至上”意识形态。因此，即使女校长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学校师生或整个社会也应为她创造一个更为友善、殷勤鼓励的环境。作为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杨荫榆受到了男权社会至为不公的对待。 女学为国民之母，这是晚清兴女学时的新观念。外国教会在华办女子学校是在1844年，甚或更早。中国人自办，要晚半个世纪。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二)?论女学》发表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4月12日、5月2日《时务报》，其中有这段论述：“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11)此中已有女学为国民之母之意。同一年秋冬之交，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在上海筹办中国女学堂(也称经正女学、中国女学会书塾)，也是基于“有淑女而有贤子”的信念。梁启超在新式舆论工具报刊上为之鼓吹，影响巨大。经元善于12月6日在张园安垲第举办的英式宴会(即第四次筹备会议)被称为“旷典”，也是一次沟通中外的社交活动。五六十位中国上层社会女子与65位在沪的西方女宾聚集一堂共议一项公共事业，实在是前所未见的。(12)学堂开办一共才两年多(1898年5月至1900年秋)，但是中西合璧的办学理想则是二十世纪初期同类学校致力的方向。应该提一笔的是该校章程第一条“立学大意”规定：“堂中一切捐助、创始及提调、教习，皆用妇女为之。”这条规定不违礼教，但正如夏晓虹所说：“其中蕴涵的培植女性自主自立的意识更为重要，只是这一点其时很少有人觉悟到。”(13)该校日常校务的管理者应该说是华提调总监塾沈瑛(和卿)。她的任命体现了“女子长校”的精神。 晚清新政中期，政府已认识到女子教育系国民教育基础，女学大兴。1906年12月严复写信给外甥女何纫兰，设想创办上海女学，也主张“女子长校”：“此校管理员用女，教员用男。……管理员权最重。”(14)何纫兰是上海最老的女校中西女塾的学生，宋家三姐妹也是这家1892年由美南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女校培养的。该校历届校长均为女性，首任校长海淑德(Laura Haygood)，苏州著名女校景海女学堂即以她的名字命名。杨荫榆在景海念过两年书，必定知道这位单身女传教士的事迹。严复主张“管理员用女”，是根据他对中外女校的了解。(15)“女子长校”在清末提出，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907年3月初，学部奏准《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是年4月严复与善耆、端方和严修等“谋创女学于京师”(16)；夏天，严复又代甥女何纫兰复吕碧城书，言女学之意义：“第自妹观之，窃谓中国不开民智、进人格，则亦已矣。必欲为根本之图，舍女学无下手处。盖性无善恶，长而趋于邪者，外诱胜，而养之者无其术也。顾受教莫先于庭训，而勖善莫深于慈母，孩提自襁褓以至六七岁，大抵皆母教所行之时；故曰必为真教育，舍女学无下手处。”(17)可见女学乃国民之母是清末民初知识界开明人士的共识。 还应该回顾一下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当上女校长的杨荫榆究竟有何过错。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杨荫榆的名字屡屡出现，一次次被描写为媚事军阀、推行奴化教育的反动派，就像“文革”期间一次次被押到台上批斗的大恶人。学界对她具体的罪状似不感兴趣，只要一两顶大帽子压在她头上，让她喘不过气来，就算是有了定谳，不再顾问了。从许广平的文字来梳理杨荫榆之罪(18)，作为鲁迅研究的旁支，还是一项值得做的工作。许广平在《校潮参与中我的经历》(署名KP)一文说到杨荫榆1924年秋冬之交从严处治因江浙战争迟到的同学： 风潮最初发动，是因为去年江浙战后回南的同学受战事影响，迟来的同学，后来杨氏整顿校规，把特别迟到的从严处治，按章是改为特别旁听的，而杨氏连座位也不给她们设立，自然更不给她们补考，按法律，规则成立在事情之先，自然不能约束以前发生的事。而况同是迟回的人，而对于她的同乡，她同乡的好友，就一点也不妨碍，别人就严格对待，这如何能服众？于是风潮勃起，这是年假时事。(19) 这篇文章发表于1980年12月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纪念与研究》(第三期)，实际写作时间大约是在1925年的8月22日(刘百昭派“三河县老妈”将占领女师大的少数学生强行请出学校的日子)至11月底之间(许寿裳、鲁迅等人率学生班师女师大)。该文第一段以两个问句结束：“但是宗帽胡同的女师大复活呢？他们——章刘——又如何的对付？”(20)“章刘”即章士钊和刘百昭，可见这时杨荫榆已经辞职而去，暂借宗帽胡同的房舍办学的女师大还没有回到石驸马大街的校址(许寿裳在这段时期“身兼校长、教务长、教员的职责”)。(21) 但是在这段点明杨荫榆“原罪”的文字之前，还有另一种难以归类的责难： 她整天的披起钟式斗篷，从大清早出门四处奔走，不知干出什么事体以外，回到校里，不是干涉一下子今天用几多煤，明天撤换什么教员，一屁股往卧室一躺，自然有一大群丫头，寡妇，名为什么校中职员的，实则女仆之不如，然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有时连食带闹，终宵达旦，弄个不亦乐乎……(22) “钟式斗篷”在许广平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中一次也没被遗漏，可见衣着上与民国年间习见的女学生异趣，也会激起无名怒气。许广平先有了这种比较泛泛的“看不惯”的印象，再将校方处理迟到学生的方式确定为“风潮勃起”的缘由。学生中间驱杨目的明确，是“年假时事”。那年的春节是在1月24日，驱杨宣言是学生自治会1月18日公布的，当时学校基本上已放寒假。此前运动究竟如何酝酿发酵，仍然比较模糊，笔者将另文讨论。与人们一般印象相反，杨荫榆治校的所谓恶政往往是一些流于空洞的指责。这篇文章在鲁迅生前没有发表，大概也没有经他润色。这些问罪文字还暴露了另一个事实，即杨荫榆在女师大受到很多女性职员的拥戴。当时的女师大有不少女性教职员，她们如何看待学潮，研究者从来不问。许广平敌视所有这些人，愤愤然使用诸如“丫头”、“寡妇”、“女仆之不如”之类语言，稍失身份，不过她自己并不要求得到尊重，可以不究。在粗糙的年代，人们并不在意赤裸裸表露恶意、近乎骂街的语言，“寡妇”一词还会重新捡起，锻造成真正锋利坚硬、致人死命的投枪枪头。特别应该留意的是这篇写于学潮依然处于进行中的文章没有提及孙中山之死。 许广平在1940年11月《上海文艺界丛刊》上的《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23)中又有一节专谈“杨荫榆的‘德政’”。首先是她接任校长不久，“许多素负声望的教师大有辞职他去之意”。紧接下来一句的逻辑甚为奇怪，“他去之意”变成了行动：“这不是他们有什么成见，而是除了能够迎合她的意旨，参与压迫学生、统制学校的教师之外，许多头脑清醒的先生们，都为了自尊心而不得不毅然辞去。”(24)辞职的是谁，她没有提供姓名。章士钊在这年4月14日以司法总长兼署教育总长，甫上任就整顿教育，内容之一是对教员限制授课钟点。鲁迅身为教育部官员，四出授课，按理也在整顿之列。有些兼课教员不满于章士钊、杨荫榆，真实的动机潜伏在意识的深处，自己也未见得乐于直面。在许广平的诉状里，最终杨荫榆的罪状还是在某次会议上斥某教职员“岂有此理”，而且，“据传闻她正准备向上海聘请鸳鸯蝴蝶派的某君到校任课”。(25)此刻的许广平历数杨荫榆的“德政”，竟然没提开除因江浙战争未能及时返校的学生。她罗列的罪状可详可简，弹性较大，有的只是临时拿来凑数罢了，用过即忘。 真正麻烦的是许广平从心底里讨厌杨荫榆，这一点从她回忆鲁迅与女师大事件的文章里看得很清楚：“那扎着白头绳的带子的人，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个阴影的移来移去。”(26)杨荫榆的穿着几乎有点像狼外婆了。这背后有多少政治，甚至是否有政治，都是难以断言的。许广平又以“嘁嘁喳喳”、“低声媚笑”、“娇声戏谑”、“酒食熏腾”表达她对校内女性教职员的不屑和厌恶：“原来这里集合了一群女人长校，而又以她作轮轴，争相献媚讨好的无耻的一群。……这是魔窟、是虐待儿媳妇的参谋大本营！乌烟瘴气，鬼鬼祟祟，许多女教职员们都像贼头鼠眼，怀着鬼胎般向学生探视、侦询，冀有所得，好去报功了。”(27)这里的一系列指责无法坐实，只是反映了指控者的情绪，并非政治观点。取得最终胜利的学生，也能像婆婆看媳妇那样看待已经落败的老师——处处不顺眼。“许多女教职员们”没有横扫千军的文豪资格，自然也就没有发言权了。从许广平的回忆来判断，支持杨荫榆的职工也不少(“不少的党羽”、“不少的内线”)，这一点也可从杨绛先生文章《回忆我的姑妈》得到佐证。(28)事实上，她们确实被剥夺了申诉的权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