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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中的国民性话语空间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争鸣》(长春)2014年 朱崇科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朱崇科,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一般而言,大家耳熟能详的国民性(劣根性)话语更多呈现在鲁迅的小说(如《阿Q正传》的高度代表性)和杂文书写(如其点点滴滴犀利敏锐的多层次、多角度批判)中①,在相对个人化且高度诗化的《野草》中似乎较为少见。但实际上,作为富含了鲁迅各种哲学的《野草》同样也未放过这个鲁迅毕生关注的主题思想之一。整体而无处不在的犀利批判自不必说,甚至在貌似无关的篇章中也有精彩呈现,如《狗的驳诘》并非简单的一篇借狗讽人的寓言,也不是单纯结合现实影射对手或叭儿狗的批判。在我看来,它是对奴化和物质化丑恶文明的双重反讽,其中一重指向了制度反讽,而另一重则是对自我的解剖。其中,“我”的身份的犹疑性和作为“中间物”的劣根性也是一种值得警醒的存在。
    本文并不想泛泛而论,借此凸显国民性如何点缀《野草》其间。反过来,本文毋宁更关注鲁迅在单篇散文诗书写中的交叉连缀或集中处理策略及其后果,这样既可保证单篇书写的宏阔性和完整性,同时又可以呈现其可能的繁复性和诗性实践。在我看来,《野草》中有关国民性的代表性篇章主要有:《失掉的好地狱》《秋夜》《墓碣文》《淡淡的血痕中》等。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在《野草》中对国民性话语的反思都和“空间”密切相关——比如作为高度隐喻的“地狱”、个体死亡后的墓穴、现实人间和自然环境“秋夜”等。
    一、《失掉的好地狱》:国民性解/构
    在我看来,《失掉的好地狱》有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涉就是:解/构“国民性”,既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消解,同时又暗暗地进行了建构,至少是改革的努力和趋势。主要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对于有关制度的解构,另一个则是对国民性的反思与建构。
    1925年3月31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中犀利的写道,“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②表面上看,《失掉的好地狱》貌似和国民性反思没有大关系,其实不然。毕竟,魔鬼和鬼魂们的对立面就是人类——他们更阴险狡诈、无所不用其极,将地狱的凄惨和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自我省思。
    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首先是指向了人类(自我)。
    1.与魔鬼的对照。地狱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专制黑暗的(实存)时空,也是一种神似的奴役制度、机制和思想逻辑。如果要详细区别文本中魔鬼和人类的统治差别,那么我们可以说人类显得更变本加厉、无耻之极。借用鲁迅的话说,人类治下的地狱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魔鬼时期则是想做稳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人所论,《失掉的好地狱》“则以象征的方式进行了更精炼和形象的表达:魔鬼统治的时代和人类统治的时代,统治者虽然更替,地狱依然是地狱。只是残暴专横的程度有一些差异而已;人类统治之时类似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魔鬼统治之时类似于没做稳奴隶的时代。当然有一些微小的差异。比如魔鬼统治时比人类统治时好,而没做稳奴隶的时代似乎不如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人类统治时更有秩序,更太平,更稳定,但自由空间更小,更残酷。所以,做稳了奴隶的时候也未必就比没做稳奴隶的时候好。”③
    耐人寻味的是,文本中的有关魔鬼角色的解读中却有不少误读,有些论者将之解读为西方殖民者,论者指出,鲁迅安排“魔鬼”作为“失掉的好地狱”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与评价者,又安满腹猜疑的“我”作为听众,这富有戏剧性的安排的深意,也许就是提醒人们要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及其文化这个“魔鬼”保持足够的警醒。更为发人深省的是,鲁迅认为肩负着“启蒙”重任的知识分子往往不是站在“鬼魂们”一边,而是“人类”之一员,甚至于他自己也可能是“人类”之一员。④在我看来,这样的解读其中问题也不少,可以追问的是:鲁迅未必把启蒙者划入人类行列,因为那是比魔鬼更暴戾和专制的生物,他们汲汲于统治的技艺,在奴化和专制层面可谓登峰造极;反倒是魔鬼,固然有其劣根性,但亦有可取之处。
    同样值得推敲的还有文末一句,魔鬼对“我”说,“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胡尹强将之解读为,“魔鬼似乎窥伺到诗人陷入婚外恋的进退维谷,试图挑拨、消解诗人的启蒙主义信念。然而没有成功……诗人尽管有‘失掉的好地狱’的叹息,却依然以自己是‘人’而不是不可救药的奴隶而自豪。魔鬼只能去寻野兽和恶鬼。”⑤可以思考的是,如果所论中的“人”和《失掉的好地狱》中的人类叠合的话,那么这里的“人”其实也并非真正的“人”,而只是奴隶主,他们不过是居于主-奴结构的一端,身上同样亦有奴性。而魔鬼去追寻“野兽和恶鬼”,是进行身份的区隔,并非赞扬人类,而言外之意是——和人类相比,魔鬼和野兽才更是他的同类,远比“人”好。
    2.奴役的进化拆解。鲁迅某些思想层面的深刻性其实亦有其发展过程,回到文本中来,比如一个多月前在创作《杂语》时,鲁迅关注的还是神-魔角度,二者本质上差别不大,而到了《失去的好地狱》时,人类角度介入,就可以看出鲁迅的复杂褒贬取向——人类才是真正的恶魔和狠角色,如人所论,“作《杂语》时,可能还未构思出‘人类’的角色,但神与魔都不是好东西。《失掉的好地狱》文中出现‘人类’,顿使寓言增添了历史预见,具有令人战栗的深度。”⑥
    结合现实,即使到了1930年代,看到人间地狱——监狱对人(无数个案)的迫害、摧残与压迫以后,鲁迅在《写在深夜里》一文中忍不住写道,“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这是一种怎样深化了的绝望与感慨啊。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部分消解和颠覆《失掉的好地狱》中的角色区分。所谓天神、魔鬼、人类其实原本都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非人、假人,尽管不断变换旗号,无论打着怎样美妙、先进与冠冕堂皇的旗子与口号,这才是鲁迅先生敏锐而深刻的地方,“他不仅坚持了早期的‘立人’思想,同时更提出了一种警惕,即警惕那些在‘立人’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奴相,警惕那些具有新的伪装的似‘人’非‘人’的假‘人’和非‘人’。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可能就在新文化阵营的内部。可以说,这是鲁迅对于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新现象的一种非常直接严厉的批判。”⑦
    (二)理性勇敢倾注。
    不容忽略的是,鲁迅既是国民劣根性的强有力批判者,同时又是新国民性的建设者和实践者,《失掉的好地狱》中同样有此关怀。
    1.勇于反抗。鬼魂们的反抗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反抗魔鬼,在人类的助力下顺利推翻魔鬼的统治,“人类便应声而起,仗义执言,与魔鬼战斗。战声遍满三界,远过雷霆。终于运大谋略,布大罗网,使魔鬼并且不得不从地狱出走。最后的胜利,是地狱门上也竖了人类的旌旗!”另一次则是反抗暴虐的统治者——人类,“当鬼魂们又发出一声反狱的绝叫时,即已成为人类的叛徒,得到永久沉沦的罚,迁入剑树林的中央。”从言辞中我们不难读出鲁迅对人类伪善的反讽,同时又可感受到鲁迅先生对鬼魂们反抗失败的惋惜和同情。
    更进一步,鲁迅借助梦和寓言,其实将地狱抽象成所有不合理、专制黑暗的结构存在,结合现实,他其实也在鼓励人们反抗不合理与暴虐,“统治者用来利用、麻痹和恐吓民众的地狱思想,在鲁迅笔下却成为锐利的武器,他以地狱来比类人间,以地狱‘鬼魂’来比类众生,并将这痛苦示诸笔端,希冀有一天打破这地狱,求得人的解放,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⑧
    我们不妨结合鲁迅同日所作的《杂忆》加以分析,鲁迅特别指出,在反抗的过程中,勇气、理性是在愤怒之后必须更长远坚守的原则,这其实就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有效的反抗,鲁迅写道,“然而我们在‘毋友不如己者’的世上,除了激发自己的国民,使他们发些火花,聊以应景之外,又有什么良法呢。可是我根据上述的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需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确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⑨
    2.理性睿智。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对同一主题的剖析,鲁迅往往既可苦口婆心,又可以花样翻新。在《“碰壁”之后》他曾经写道,“我平日常常对我的年青的同学们说:古人所谓‘穷愁著书’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那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正当苦痛,即说不出苦痛来,佛说极苦地狱中的鬼魂,也反而并无叫唤!”“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我装作无所闻见模样,以图欺骗自己,总算已从地狱中出离。”⑩其中,明明对鬼魂相当执着,却又说已从中“出离”,而同时“境由心造”一词却又提醒我们:我们固然可以从现实背景及鲁迅的位置体验考察其文字,但同时亦该有超越性,不可过分坐实和拘泥于现实比附。
    从此视角解读,《失掉的好地狱》其实亦有鲁迅的心灵构造:天神、魔鬼、人类何尝不可以理解为有代表性的人类理念(如制度更换或重大事件等)的巨大冲击和可能的撕裂,政治制度当然可以是一种维度,故乡其实亦可以是一种可能性。当然更大的理解(精神层面)维度也可以是一种宇宙观(如“天地作蜂蜜色”),或急剧变化的现代性理念(时间演进)都可能是一种解说,如人所论,“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失掉的好地狱》又昭示出鲁迅的‘世界观’,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或时空交错,对于自我都构成了某种侵夺和压迫,因此本质上呈现于鲁迅观念中的宇宙秩序又是一个分裂着的世界,显现着个人与历史运动和现实秩序的某种紧张关系……自近代化以后,身处困境的现代人即已敏感于世界的分裂,因此而陷入无可挽回的紧张感撕扯感之中。鲁迅更是敏感于此,虽然鲁迅所在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后进的封闭的社会秩序,但是分裂了的世界感觉已然被其捕捉到。”(1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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