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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墓碣文》重审劣根性 《墓碣文》写于1925年6月17日。值得一提的是，这恰恰也是震惊中外的五卅事件发生后的拉锯或滞后期内。身居上海的鲁迅对此事势必感触良深，而实际上他对此也有密集的文章抒发，如《忽然想到(十)》(6月11日)、《杂忆》(6月16日)、《忽然想到(十一)》(6月18日)、《补白(一)》(6月23日)等等，都是同一月份发表的相关主题文章，可以看出鲁迅的情绪、思考和态度。 在这组文章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鲁迅先生批判的独特视角，他既批评了肇事殖民者的残暴，但更着力于批判国民劣根性，无论是个体，还是民族国家的集体，“自家相杀和为异族所杀当然有些不同。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忿。但一个人而至于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难免为别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实还没有消除。”(12) (一)从审己到审群。 张洁宇指出，“鲁迅所提醒的是，声讨与反抗帝国主义当然是必要和重要的，但与此同时还要借此机会从本国本民族的自身进行必要的反省和反思。——这可以说是鲁迅的一种思维惯式。对于他人和自我、他国与本国，他都是采取的这样一种辩证的、自省的态度的。”(13)其实，写于1925年6月的《墓碣文》亦有此倾向，也即，从审己到审群。 毋庸讳言，《墓碣文》中不乏鲁迅对自我的苛刻解剖与书写上的精心雕琢，可谓是自我的解剖和记录，如人所论，“《墓碣文》是探索自我的作品。内心冲突引发了对自我的探索，而自我探索却走向绝境，原本不言而喻的自我变得模糊不定，甚至无法看见，——这是个‘提灯寻影，灯到影灭’的追寻过程，注定失败。不仅如此，这种探索带出了更广更深的困惑，在无边的泥沼中，鲁迅越陷越深。”(14)但同时，细查这份记录，我们也不难从个与群的对抗中发现他对群的审查与省思。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上述文字固然呈现出主体选择的清醒与痛苦，但同时却又反衬出群体的喧嚣浮躁、幻想虚假、茫然空洞、绝望死寂。某种意义上说，“我”既是个体，一个无意闯入的旅人，但又可以是群体，一群好热闹或相对无知的看客。如人所论，“本篇通过对孤坟、死尸和墓碣语文句的描述，采用梦境的方式和象征的手法，来表达鲁迅对于腐朽、颓败的旧文化以及由这种文化模式所塑造的国民灵魂的一种独特认识。在这一认识中，包含了鲁迅对民族现状及未来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体现了他对于民族命运和作为启蒙者个体人生道路的迷茫心态，从中也流露着鲁迅这时一定的虚无与绝望的潜意识心理。”(15) 从群体的“我”的角度看，“诈尸”事件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审判过程，死尸“口唇不动”，居然可以发出颇有自信心、预见性和杀伤力的话语，而后果是，“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我”的迅疾逃走，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惊恐，另一面则很可能担心它的传染，其实更是审视与灵魂逼问。而耐人寻味的是，诈尸事件其实是鲁迅特别设计的追加式审视，因为墓碣的阴阳面已经高傲或善意的提醒观者“离开”了，但在“我”准备离开时，它却依旧“诈尸”断喝，这是多么威武独特而又寂寥、意味深长的追问与表述。 (二)如何重审? 引人深思的是，同样是对国民劣根性加以审视和批判，《墓碣文》采取了相当不同的策略。或许是限于超短的篇幅，或许是鲁迅企图以更凝练的方式表达自我内心，鲁迅先生对劣根性的批判更多呈现出对有关功能、意义和姿态的强调，而非内容侧重或缕述。毋庸讳言，此文本中，他以旁敲侧击的方式也批评了群体劣根性的内容，但是相对晦涩而凝练。 相较而言，他更多是以个体示范的方式进行深切解剖，虽然未曾缕述劣根性具体表现，结局也未必完美，但毫无疑问是一种丰富而有意味的实践，借此他更强调自省的功能与意义，正是因了自己的孤独自省，借别人的火，煮自己的肉，同时继续生发点燃，传递火种，并期冀其可能的星火燎原，有论者指出，“鲁迅已决心把旧我的灵魂和躯壳永远埋葬。他以自己的经验清醒地认识到，黑暗和消极虚无只会使人绝望、自弃和痛苦，死尸的‘微笑’意味着自己的彻底毁灭，因此必须义无反顾地疾走。这里，已不是告别，而是埋葬，使黑暗与虚无的阴影和烟尘永远不能追随；也不仅是无私地与黑暗一道沉没，而是更崇高地经过自我批判而求得彻底解脱。”(16) 同时，鲁迅却又深知这种重审的吊诡与限度，其中包含着失败与成功、新生与毁灭的相辅相成的复杂辩证：一般而言，彷徨和困惑自然也是重审和探索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使并不确认未来与前途，但挣扎着，努力着，本身也是一种希望，或至少是找寻希望的有益实践。 毋庸讳言，丧葬话语在鲁迅的各种文体中似乎都有所呈现，比如散文、小说等等，而在鲁迅的小说中丧葬话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其运行轨迹亦有其复杂之处，它不仅仅可以呈现出其作为常规打压角色对个体/群体真情的压制，而且也可以呈现出其相对积极的一面，对丧葬礼仪的反抗与僭越同样也可以映照出相关人士的性格乃至劣根性。同样，丧葬也可以架构小说情节、充当核心事件以及作为重要的场景进行细描，颇具意义。(17)实际上在《墓碣文》中鲁迅也巧妙借助了此类话语。 毫无疑问，丧葬礼仪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源远流长。即使缩小范围，棺材的发展史也可谓博杂繁复，比如，其中涉及不同权力阶层和身份的规定，使用怎样的材料和规格，以及棺椁上的不同雕饰等等都耐人寻味。(18)而在《墓碣文》中，我们不难发现，“那墓碣似是沙石所制，剥落很多，又有苔藓丛生”。这些描述说明了，墓碣的主人是相当孤寂的(有可能是特立独行的)，墓碣根本缺乏必要的祭奠、打理也说明了他的非主流，在民众中毫无市场，从微妙的意义上说，恰恰可能反衬出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对立而非对话关系。 而在儒家的丧葬观念中，“入土为安”理念蕴含着不同时代的先人们对于身体/灵魂死后安放的一种认知，如《礼记?祭仪》中所言，“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而《礼记?郊特牲》中亦言，“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否则，尸体很可能出来祸害别人，为此，更进一步，“入土为安”还要考虑到墓地的选择，比如强调自然和人文的风水，同时，甚至也会非常重视对葬日的确认，最好是吉日良辰。(19) 反观《墓碣文》，“即从大阙口中，窥见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但蒙蒙如烟然。”鲁迅先生不仅让死尸暴露，还要让它“诈尸”，不难看出，借助此种对既有的丧葬礼俗的恶作剧式的粗暴批判，鲁迅先生在渲染着反抗的、同归于尽式的快意与无奈。不必多说，这也是对国民劣根性生成机制和传统的有意反戈一击。鲁迅先生固然更强调自我批判的姿态，而且不仅仅是让自我全面、痛苦而艰辛的实践，同时又对旁观者加以棒喝和提醒，“诈尸”的方式相当奇异而有效，甚至不只是批判陈旧的礼仪制度，又是对“我”、读者的棒喝和启发。 为此，墓碣下面的主体所企图解决的不只是个人孤绝问题，而更是对懵懂看客的独特启蒙，也是对劣根性生成机制的攻击。而结尾时的成尘时的微笑其实也是对自我牺牲的欣慰告白。无独有偶，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先生也有类似的表达，“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这回就都混在一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