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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许广平笔下的许寿裳和杨荫榆，即可了然什么是“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以下是《我所敬的许寿裳先生》中列举的杨荫榆引起反感的一系列做法：“首先撤换了许多女师大预科的教员，延聘而来的不是和她同时的美国留学生，就是教育部官员，文科还打算把北大教员辞掉，换成鸳鸯蝴蝶派的……最犯众怒的一次是她参加校务会议，稍不满意，又公然直斥某理科教员‘岂有此理’，以致引起公愤，大家都有不能合作下去之意。”(29)所聘教员谁不合格，没有专指。“鸳鸯蝴蝶派”究竟是谁？为什么语焉不详？问题主要出在延聘教员的“美国留学生”、“教育部官员”身份，“留美”不等于“不合格”的同义词(民初留美学生的总体素质远在清末留日学生之上)，但是在特定的时候，可以意味着政治上不可靠。至于“教育部官员”，应该不会指鲁迅吧。(30)“打算”两字纯粹是宣传用语，颇有点“文革”时期的大字报风格。至于“校务会议”，许广平没有出席，当是耳闻。上下文完全没有，如何判断？在一个对流言毫无抵抗力的国度，“岂有此理”的片言只语还是有着不可小觑的杀伤力。耐人寻味的是1924年深秋女师大开除未能及时回校的学生一事又不见了。反杨倒杨，那是目的，其余不论。 到了五十年代末，许广平在写《鲁迅回忆录》的时候如此评价杨荫榆的“卑鄙治校”：“杨荫榆不学无术，到美国‘镀金’回来，拉拢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活动了几个拥护女人长校不问贤愚的狭隘的唯女权论者；再投靠了当时的权贵段、章，利用歪曲事实、无耻造谣的陈西滢，就以为炙手可热，人莫敢违了。于是与教师、学生、群众为敌。”(31)这些问罪之词，就像涉嫌人身攻击的“寡妇”(及其主义)，现在读起来，反而对作者自己不大有利了。 从许广平回忆文章综合起来看，杨荫榆最大的罪状还是她的政治立场。如果她“借赖于黑暗势力”，与章士钊、陈西滢之流“深相结纳”，倒也罢了，最不能原谅的，据说是她在孙中山死后禁止女师大学生去中央公园吊唁遗体。以下是许广平在1940年的问罪： 还有一事最引起学生们反感的，就是当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举城哀悼，学生们哭倒在课室的真不少，自动走到东城协和医校处希望吊唁一下的，路为之塞。后来决定在中央公园公祭的时候，各校学生一致排队到东城接灵，自然女师大也不能例外，于是由学生会代表，向学校总请假，这已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了。照理，学校教职员，由校长率领，去给为中国争取解放，实行革命数十年的伟杰为民族尽忠至死者致敬，并不是过分之举，现在既然学校负责人没有表示，学生自动参加，应该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然而出乎意外地，杨荫榆居然当面对学生会代表说：“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共妻的，你们学了他没好处，不准去！”不错，她真够代表当时北方黑暗势力所加于孙中山先生的污蔑，还想以这污蔑来封闭人们的嘴，遮塞人们的眼，企图给真理以颠倒，给自己来遂行诡计，给帝国主义者张目。(32) 学生还是去了，“终于不顾一切，不管学校的不准请假，怀着愤怒悲怆的心情，急着时间的耽搁，焦躁地宁可回来被革除也要出发，像义士的慷慨就义地踏着坚信的步伐，整队而去了”(33)。 此时杨荫榆在苏州死于日本兵的枪弹已经两年多，只得缺席听候来自人间的宣判。她自从1925年8月初辞职以来，就从公众视野消失，如何叙述女师大学潮并为之定性，已经不容她置喙和辩驳。看得到这篇文章的人士，未必知道当年女师大的实情，不大会就此认真查核。许广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示这一代表了“北方黑暗势力”的罪证，很容易为人接受，不过稍欠完美的是她忘了一个重要事实：孙中山死于1925年3月12日，在此之前的1月18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已开会决议驱逐杨荫榆，不认她为校长。发表这份声明就等于发出威胁——不许杨荫榆踏入校门。寒假之后，杨荫榆一直难以正常办公，主要通过教务处等部门代行管理之职。(34)女师大教务长薛燮元4月3日陪同教育总长王九龄所派部员到女师大调查学生要求撤换校长事，此时校长是缺席的。杨荫榆要乘孙中山病逝之机回到学校视事，势必会引发激烈冲突，学生自治会的总干事怎么可能听任已被逐出校门的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到中央公园公祭？一旦杨荫榆主动提出，那将是多么不可饶恕的罪行！——学生又会像5月7日的国耻纪念会那样把她轰出队列，公开羞辱她的人格。学生会参加公祭，何必向她请示、得到她的批准？ 奇怪的是，从此之后，许广平回忆学潮，都会控诉杨荫榆阻止学生纪念孙中山。她在纪念许寿裳的文章里也说及此事： 那时是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北上病逝于协和医院，青年学生，对这位终身从事革命者寄予无比哀痛的时候，杨荫榆秉承段执政的反动头脑，居然拒绝学生的要求，不许学生排队在天安门接灵，她说：“孙中山是主张共产共妻的(那时已经有红帽子出现了)，你们要去，莫非也愿意学他吗？” 当时政治空气不因段祺瑞高压之下对这位伟人有何污损，越是毁谤，人民的认识越坚定，结果全北京城同声哭悼中山先生。(35)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许广平写《鲁迅回忆录》的时候又是把杨荫榆不许学生悼念孙中山作为她最大的罪状：“人民在反抗杨荫榆的卑鄙治校的风潮起来不久，正值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在3月间逝世，人们痛悼之下，突遭杨荫榆污蔑中山先生是‘共产共妻’，不许学生去追悼而大愤。”(36) 长期以来，学界经常把指责(有时甚至是宣传手段笨拙的套话)当成法庭认可的证据，于是一切实事求是的调查手续，都可以免去。“共产共妻”是极端简单化、妖魔化的用语，民国知识界懂英语的人士，不论政见，都不会用这四个字来概括“communism”的宗旨，即便是主张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左翼人士拿它来笑话右派的无知，也不够水准。读到檄文中这一段，读者有理由怀疑是否确有其事。这四个字究竟是出自杨荫榆之口，还是别人硬塞在她嘴里的？让人困惑的是，一般的鲁迅、许广平传记，讲到女师大学潮，都会把所谓的杨荫榆阻止学生悼念孙中山当成明摆的事实。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许广平在写于1925年秋的学潮回忆文章中根本未提及公祭孙中山一事。《两地书》始于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致鲁迅信)，在所有三四月许广平的信上都没有关于学生的悼念活动受阻的记载。她倒是在4月6日信上说：“孙中山虽则未必是一个如何神圣者，但他的确也纯粹‘无拳无勇’的干了几十年，成败得失，虽然另是一个问题。”(37)这句话语气平和，对孙中山的评价也有明显的保留(“未必是一个如何神圣者”)，“国父”尸骨未寒，如公开发表这等言论，国民党方面就会以“人神共愤”的檄文风格声讨。许广平加入国民党，当在她当年5月被校方开除之后，而“伟杰”、“伟人”之类的称号也是她在国民党当政之后给孙中山献上的花环。但是，许广平早预感到孙中山的逝世会加剧派系斗争。她在3月20日信上说：“但孙中山一死，教育次长立刻下台，《民国日报》立刻关门(或者以为与中山之死无关)，以后的把戏，恐怕正要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呢。”她好像要在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里表演一番，恨不得“拿块大砖头”打破“黑色的染缸”。(38)可见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必有所顾忌。许广平在原信中顾不上礼数，径直写下了“孙文一死”、“孙文之死”，(39)在当时的语境下对逝去的伟人直呼其名，犯了大忌，几乎与她痛恨的研究系《晨报》一个腔调，(40)这恰恰表明许广平自己心里未见得对“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有多少尊重。无意间的失礼当然逃不过鲁迅的眼睛。《两地书》发表时，“孙文一死”和“孙文之死”分别改为“孙中山一死”和“中山之死”。许广平后来在公开谴责杨荫榆的上下文中提到孙中山，口吻无比崇敬，那是出于问罪的需要。 孙中山1924年12月底扶病到北京，本意是与冯玉祥、段祺瑞和张作霖等人“共商国是”，想不到抵达目的地后一病不起。他于1925年1月26日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当时诊断为肝癌晚期(现在根据医院档案，当为胆囊癌)，已无法割治，3月12日上午在铁狮子胡同五号行辕病逝，当日遗体就送到协和医院，由医生进行病理解剖和防腐处理。3月19日上午，协和医院根据家属意见为孙中山举行基督教祈祷礼，同日灵榇抬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灵堂，供人吊唁。23日，在京国民党党员一千五百余人公祭，24日至4月1日是社会各界的公祭，吊唁签名者几近七十五万人，4月2日孙中山的楠木棺又移至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石龛暂厝(直至1929年的奉安大典)。孙中山的逝世和整个丧事是高度政治化的。当时的南北关系更趋紧张，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于2月1日召开，国民党则用国民会议(3月1日)来对抗。北方政府极其虚弱，命悬一线，对这位革命者的后事绝不敢怠慢，生怕稍有差池，国民党方面的舆论就抓住不放。因此政府在移灵、公祭和送殡等一系列活动中，不仅拨款资助，还动用了大量人力资源，那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41)虽然国民党动员、安排有方，没有北京政府组织得力，不会取得举城哀悼的效果。孙中山的逝世也在国民党内形成权力真空，各种势力都要借死人来做斑斓文章。 要得到杨荫榆阻止学生追悼孙中山的口实，其实并不是很难。例如，学生可以向教务处(这是她们尚未完全拒绝的学校管理机构)提出，公祭那段时期每天都要集队去为孙中山守灵。假如教务处主任说，追念革命者不必牺牲学业，周间还是应该上课，至于集队吊唁，倒是可以安排在周末。这样的回答也容易被曲解为“校方不许学生追悼”。但是在3月下旬，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还没有想到借孙中山丧事来寻找口实，不然国民党报刊早就集矢于杨荫榆，逼她下台了。 少数学生大闹5月7日国耻日纪念会议，公然在这等严肃场合侮辱杨荫榆，表明她们心目中倒杨驱杨远比纪念国耻重要。从《两地书》中一条为那天的女师大事件所作注释(42)来看，到学校来演讲的校外名人是杨荫榆出面邀请的。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一文谈及国耻纪念会的筹备。学生自治会一月份强行驱逐杨荫榆之后，学校的行政机器还在运转，因杨荫榆还有“不少的党羽可供驱使”，“一到夜里，西边的办公处就灯火辉煌，幢幢人影，许多白天担任一两小时演讲术或教育学之流的人物都在蠢动，又兼不少的内线在侦查，江山稳固”。杨荫榆和这些教职员筹备了国耻纪念会，“请校内外人演讲，借此杨荫榆以校长资格出面”。许广平接着形容纪念会的现场，“杨和几位讲演者一同走来”，下面就是学生如何恶意哄闹了。(43) 许广平多次回忆起这次事件，从来不提杨荫榆所请的讲演者究竟是谁，看来是有意为之。据那年5月8日的《京报》报道，女师大邀请的贵宾是“李石曾、吴稚晖、雷殷等人”，这些名字充满了反讽意味。张耀杰指出，那几位人物“都是竭力推行‘党化教育’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同时也是女师大风潮的幕后操纵者”。(44)女师大驱杨成功，主要靠李石曾一派的国民党要员的后援，与共产党似无直接关系。或者说，许广平自己并不知道共产党的介入。(45)许广平回忆当年学生自治会大闹礼堂，为了给人以杨荫榆在政治上一贯“反动”、巴结军阀的印象，自然要将这些“政治立场正确”的名字隐去，《鲁迅全集》编委会未能在众多涉及女师大国耻纪念会的注释中交代这一细节，或许也有同样的顾虑。如果杨荫榆对国民党没有恶感，还有可能不让学生吊唁孙中山、骂他“共产共妻”吗？如果她确实公开当着众多师生的面骂过“国父”，激起公愤，李石曾、吴稚晖和雷殷等国民党核心人士怎么还可能在这敏感时期姑息纵容，应她之邀前往女师大？颇为怪异的是女师大驱杨一派从1925年夏最早的风潮记事开始就以“名人”代替了具体的名字，(46)背后大有玄机。 笔者曾从杨绛先生处获知，杨荫榆无党无派，绝无靠山，也谈不上“广有羽翼”。从她请国民党人士演讲这一事实来判断，她对国民党的主张表示出某种程度的赞同，而且也没有党“英美”、伐“法日”(李石曾是所谓“法日派”代表)之意，(47)应该通得过学生的“政审”。杨荫榆或许还想以此举释放和解的意图，拉近她自己与李石曾等人、造反学生的距离。但是北京文化教育界中一些实力人物已为宗派意识和抢夺高薪饭碗的本能所主导，加之个别人士只认“报仇雪耻”的“春秋大义”，像杨荫榆这样相对独立的校长，即便在学校内部得到支持，碰到如毒蛇、怨鬼般的结党者“伐异”，迟早是会被打落水中的。在5月27日《京报》上发表宣言支持被开除学生的七位教授，大都有国民党背景，基本上属法日派，其中六位浙籍，且都曾从章太炎先生学。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是很难的。争论不在说理，而要看谁骂得狠，骂得妙，斗气争胜是最终的目的。晚清报人所追求的论是非、不争胜负的办报宗旨早被抛弃。那是一种文字的自由搏击，能不顾一切手段将对方打得鼻青脸肿(最好倒地)即胜，持论是否公允，手段是否正当，则是最不重要的，笔名泛滥就是这种恶斗造成的现象之一。结果“战斗精神”养成的风气损害了判断、权衡、分析的能力，正常的批评很难展开。李健吾在写于四十年代的一篇文章(《刘西渭是我的仇敌》)里引了司汤达在1819年信中一段话：“这个人不和我的意见一致：所以是一个蠢货。他批评我的书：所以他是我的仇敌。他是我的仇敌，所以是一个坏蛋，一个小偷，一个杀人犯，一匹驴，一个骗子，一个土匪，一个恶棍，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李健吾接着写道：“万一无意之中伤了什么人的尊严或者虚荣，刘西渭希望自己不至于得到那一串动听的名称：大方些，饶恕他的冒昧，因为过火原本含在各自作品的本身。”(48)杨荫榆(还有其他的人)早就被定性为“仇敌”了。会饶恕吗？不会。饶恕就如接受救助、施舍，那是丑恶如罪愆的。定为“仇敌”，就不惮使出各种招数。只能从个人利害关系来对待观点的异同，就不会像马克思那样没有一个私敌。 下面是许广平一篇署名“景宋”、题为《一生一死》的搏击妙文，发在鲁迅主编的《莽原》(1925年7月10日，当时还是周刊)上(49)。如果她这次出拳或“投枪”姿态优美，动作却不是她一人做的。她对本文前面提到过的自己阿姊，心底里一直嫉恨。现在，她仿佛在学潮的敌人中约莫看见了那位“玉观音”阴魂再世。这篇虚虚实实的作品糅合了幼时的所见所恨和写作时的吃人幻想。 文章有着鲁迅《野草》杂文“梦”叙事的特点。作者写道，往常做梦多半是看见已死的活着，因为爱死者的缘故。这回不一样。“万万料不到活着的阿姊这回却死在我眼前了，而且是很奇特的一种情境。”梦见活着的与自己相关的人死去，这正是让鲁迅舒坦的(“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文中仇恨的对象由已死的阿姊转向还活着的女校长(杨荫榆生于1884年，长许广平十四岁)，死者与活人的意象叠加，合二为一。这是许广平笔下的梦境： 向南的一个厅事中，阿姊躺在厅之一角的睡椅子上痉挛几下就死去了；我在旁看着，自己不知道有没有难过，但确是未曾流泪。…… 不知怎的有几个人用一块棺的上盖从这厅事中搬出，走过好几个房子，将阿姊放在棺的盖上，送礼物似的端到一个所在去了。 阿姊没有了，突然的闪电似的变幻：一块板上，放着一大块熟了的腌洋腿肉。这肉，红亮亮的，还夹着象牙样的半透明的肥肉。但是肥肉的组织不是你靠紧我，我挤着你的分子，却是丝瓜丝络似的，松松的透孔的。有人拿起这腌好的咸肉放到嘴里一边咀嚼一边说：这还好，虽是病体，然而腌的肉还不坏。 这腌的肉，我知道是阿姊，我在旁眼巴巴看着有人拿起来吃，我还是不知道有没有难过，但确是未曾流泪，一样的被鬼迷了似的喊不出声，抵抗不得的看着。 第一句的“厅事”一词用得讲究，主要指官署视事问案的厅堂(现代生活中公共机关首长的办公室)，不过也指私人住宅的堂屋。“厅事”两边指涉，将作者儿时在广州的记忆与当今女师大的场景巧妙地交错在一起。梦中之“我”漠然地观察着“阿姊”在眼前死去，连自己是否难过也不知道。镜头切换后(“闪电似的变幻”)，她的尸体已被制成腌肉供人享用，同时她又还魂了，附体于今人身上，原来活着的杨荫榆就是自己阿姊的鬼魂！“腌洋腿肉”、“洋腿的咸肉”都指向开除了六位学生的女校长。许广平一直将学潮戏称为“驱羊运动”，那么由“羊”改为“洋”就更妙，一则不那么直接，二则把留洋(东洋不算)的经历也捎带进去了。学生作者已经把体面的女校长的“红亮亮的”腿肉也晾出来了，“无赖精神”(《娜拉走后怎样》)给杨荫榆一点颜色看看！鲁迅既怒斥礼教“吃人”，又允许自己的爱徒放纵一下食人想象。 文章里有反动的、代表礼教的阿姊，也有一些好的阿姊，活着的阿姊，“仍然每天的到校进行沪案运动”(50)；“死了的，被人放到嘴里作洋腿的咸肉吃的阿姊，仍然每天走到我的脑里出浮出一次或二……次，一点也没有更动”。许广平念念不忘母亲抱怨活着的不如死了的，《一生一死》中这一句是对应的：“我以前觉得活着的，我所亲熟的人没有比得上死了的好。”现在不然，“我不能解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