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我也以能认识他而为荣幸” 经孙犁同意，他与邢海潮关于《废都》的通信后来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其中关于《废都》的议论常为人引用，借此以批评贾平凹后来写作追求的某种方向偏离，仅从这封信的语气而言，孙犁不过是附和了来信中的议论。他坦承自己没有阅读，语气中自然是有不满，但说这是批评是也过于牵强，他也直言自己并没有阅读。这是孙犁与贾平凹文学互动中颇有意味的一幕。这样的书信讨论会不会影响孙犁对贾平凹创作的整体评价?这会不会影响贾平凹其后的写作，或者，是否影响贾平凹对孙犁的尊敬?当然不会。 1993年《孙犁论》发表之后，贾平凹先后又写过三篇关于孙犁的文字。2002年7月10日，孙犁逝世当天，贾平凹写下了《高山仰止》。 宋安娜打来电话，告知孙犁先生在早上去世了，我站着闷了半天，心里十分悲痛，虽然前天有记者从天津也来电话，说过孙犁先生在病危期，但我没想到竟这么快。 孙犁先生真的就离开了文坛，离开了人间?我坐在椅子上反复地唠叨着，脑子里一幕一幕闪过的都是他的形象。 当我还在乡下，是十多岁孩子的时候，读到的文学作品又深深喜欢，以至于影响我走上文学路的就是孙犁先生的《白洋淀纪事》。当我仅仅是文学青年，在我不认识也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接连为我的散文写了评论的是孙犁先生。我一生专门去拜见的作家是孙犁先生。而通信最多的也是孙犁先生。二十多年里孙犁先生一直在关注着我，给过鼓励，给过批评，他以他杰出的文学作品和清正的人格使我高山仰止，我也以能认识他而为荣幸。 孙犁在中国文坛上是独特的。他的文字从年轻到晚年都会堂皇行世。他曾经影响过几代文学青年。他的去世真正是文坛的巨大损失。我知道，他的去世会使无数的读者惋惜，也会让无数的作家叹息。我更坚信，孙犁这个名字是不朽的，他留下的丰厚遗产将永存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库。 如果说这一篇是急就章，那么，2002年12月5日贾平凹写的《孙犁的意义》则更接近《孙犁论》的神气，也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它先后被收入贾平凹散文的诸多版本及自选集，看起来作家对这篇文字非常珍惜。 我不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以一个作家的眼光，长期以来，我是把孙犁敬为大师的。我几乎读过他的全部作品。在当代的作家里，对我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起码其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沈从文，一个就是孙犁。我不善走动和交际，专程登门去拜见过的作家，只有孙犁；而沈从文去世了，他的一套文集恭恭敬敬地摆在我的书架上，奉若神明。 孙犁敢把一生中写过的所有文字都收入书中，这是别人所不能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经历了各个时期，从青年到老年，能一直保持才情、作品的明净崇高，孙犁是第一人。 孙犁的主要作品是以农村为题材的，在他创作活跃的那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农村题材小说的高手，但他是最独特的一个，也是最杰出的一个。他的作品往往在发表后就有了广泛的影响，但并不特别爆响，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在当时红火的书已经没有人再读了，或者再读已没有了多少对应，而他的书仍被相当多的人在读。(36) 在不长的文字里，论者有一个精当的比喻：“孙犁是一面古镜，越打磨越亮。”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以三个问号的提问方式向后来者们提出了如何评价孙犁的问题。在他看来，很多人并不真的理解孙犁及其为人。 文坛上曾流传着有关孙犁的是非，说他深居简出，说他脾气古怪，是他的性格原因呢，还是他的文学一直远离政治，远离主流文学圈子而导致的结果?这一切与他在意识上、文体上、语言上独立于当时的文坛，又能给后学者有所开启，是不是有关系呢?如果有关系，作家怎样保持他的文学的纯净，怎样积极地发展自己的天才，孙犁的意义是什么，贡献在哪里?遗憾的是对孙犁的研究虽然不断，但这些方面并未深入。(37) 提出问题，贾平凹似乎没有准备自己回答。但是，他其实也含蓄表达了他的看法：“如果以后孙犁的研究更深入下去，如果还有人再写现当代文学史，我相信，孙犁这个名字是灿烂的，神当归其位。”(38)写下《孙犁的意义》时，离《孙犁论》的发表过去了十年，离他与孙犁的第一次见面已经过了二十年。 九、“我也活到了当年孙犁见我的那个年龄” 2013年是孙犁一百周年诞辰，贾平凹在《天津日报》发表了《我见到的孙犁》(39)，以此表达对这位前辈的深切怀念。这一年，离他与孙犁见面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文章开头，他再次回忆起当年见面场景，讲到孙犁留他在家里吃饺子，吸烟，聊天，为他写条幅的事情。也提到自己当年对孙犁的敬畏：“那时候，文坛有着孙犁的许多传言，这些传言都是有关他的性情的，见过了他，倒觉得他对我爱护有加，但我也仍是怕他，就像我父亲直到去世前我还一直怕他。”(40) 他提到晚年孙犁居住的空旷而简陋的房子。“而我纳闷的是他怎么就住那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很简陋，仅一个人，有些空旷。”(41)那是当时三十岁的贾平凹所不能理解的。可是，现在不同了，“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活到了当年孙犁见我的那个年龄，常常想起那个房子，就体会到了他那时的生活状态。”(42) 当一个人从事了写作，又有了理想，他是宁静的，宁静致远。而宁静惯了，就不喜欢了热闹和应酬，物质的东西也都是累赘了。他浸淫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别人便可能看作是孤僻，他需要身心自在，别人便可能看作是清高。这样的人都善良，澄怀无毒，却往往率真，眼里不容沙子，要么不开口，要么开口就可能有得罪，引起误解。 孙犁是为文学而生的，生前就待在那个空房子里，别人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他只在全神贯注于文学，只是写他的书。福楼拜说过：要像写历史一样写普通人的生活，不要试图使你的读者哭、笑或者恼怒，而要像大自然一样使他们插上梦想的翅膀。孙犁的书就是这样，所以他的书长留在世上。(43) 2013年的贾平凹，已经六十一岁了。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几乎可以算得上中国文学创作领域里的劳动模范，常有新作问世，而每个新作也都能引起不凡的口碑。与他的前辈、他的晚辈们相比，贾平凹勤奋而专注地在走属于他自己的路。——写他的中国故事，用属于他的中国式表达。这让人不由得想到孙犁当年在那篇序言里对他的描述：“这位青年作家，是一位诚笃的人，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他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在炎炎烈日之下，或细雨蒙蒙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耘不已的青年农民。”三十年后看来，依然所言不虚。 自然，这位“青年农民”也经历了许多人生的风雨和起落：《废都》的被禁与解禁，《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天空晴朗”。贾平凹的起落与孙犁的寄语如出一辙：“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像当年孙犁写他也写自己一样，2013年在《我见到的孙犁》中，贾平凹不仅仅回答了十年前自己的提问，也写到了他对孙犁生活的另一层感受，“他浸淫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别人便可能看作是孤僻，他需要身心自在，别人便可能看作是清高。”“别人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他只在全神贯注于文学，只是写他的书”——重写彼时彼地的孙犁时，贾平凹是否想到此时此刻的自己?此时此刻，他恐怕比任何时候都认识到那位大师当年的澄明自在。 在1981年到1992年的公开资料里，孙犁回复给贾平凹的信共有六封，关于贾平凹的评论共有四篇，十篇文字都很扎实，少有重复，也并不散漫。每一篇文字里，他都有集中的主题和看法。晚年孙犁是以极为庄重的方式与贾平凹交往的。“鲁迅晚年不再写小说，他自己说是因为没有机会外出考察。他又说，他后一阶段的小说，技巧虽然更为成熟，但已不为青年读者注意。他心里是十分明白小说创作与人生进程的微妙关系的。虽雄才如彼，也不能勉强为之的。他就改用别的武器，为时代战斗，并用全力去培植、扶持、鼓吹能真正表现时代风貌的青年作家的小说。”(44)这是孙犁对鲁迅晚年不写小说转而扶持青年作家行为的分析，他对贾平凹的扶持似乎也应如是观。 把孙犁与贾平凹的文学互动还原到文学史语境也是必要的。那正是中国文学由20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的“黄金时代”。“在文学‘潮流’上，有所谓文学‘寻根’的提出，和由此产生的‘寻根文学’。另外，则是‘现代派’文学的出现。虽然‘寻根’主要着眼于民族文化的探寻，‘现代派’倾向于从西方现代文学获取灵感，但是两者都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西、传统/现代的思维框架，并根源于‘直向世界文学’的巨大压力”。(45)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经历着一系列被轻易命名的文学潮流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孙犁对于这些潮流并不是隔膜的，但是，那些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潮流术语，那些不断被命名的新派别从未进入过孙犁的信笺，在写给贾平凹的序言中，他着意提到了如何对待中西文化传统： 他没有否定过前人，也没有轻视过同辈。他没有对中国文学的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发表过似是而非的或不自量力的评论。他没有在放洋十天半月之后，就侈谈英国文学如何、法国文学又如何，或者东洋人怎样说，西洋人又怎样说。在他的身旁，好像也没有一帮人或一伙人，互相哄捧，轮流坐轿。他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在炎炎烈日之下，或细雨蒙蒙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耘不已的青年农民。 孙犁所欣赏的贾平凹对待西方文学的态度、对待个人写作的态度，正是这位老人对在西方文学风潮面前寻找中国式道路的思考。这与当时热闹的一窝蜂追赶西方文学潮流的做法形成强烈的对比。他鼓励年轻人不要追赶潮流而去开拓属于自己的路。他鼓励贾平凹要写中国式散文，要对中国散文传统进行继承发扬，要真诚立文，要走现实主义道路，要使新的文学要与新的现实相结合，要认识到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等。这些话题都关乎如何对中国优秀文学传统进行传承，关乎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化问题。这位老人，念念不忘的是中国文学传统的薪火相传。 如何理解孙犁与贾平凹之间的文学互动、文学情谊?当然，在贾平凹青年岁月里，孙犁适时地给予了鼓励和点拨。但是，去除前辈和晚辈的说法，把他们理解为“同路人”也许更恰当。孙犁和贾平凹共同走在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化实践之路上：在1980-1990年代的写作岁月里，孙犁写下《芸斋小说》《乡里旧闻》，用笔记体的方式对中国式小说写作方法的寻找；也是从1980年代至今的三十年创作中，贾平凹勤勉地书写着他的《商州初录》《废都》《秦腔》《古炉》，他使用中国传统写作手法写中国式散文、讲属于中国的故事。贾平凹之所以成为贾平凹，在于他以孙犁为起点，大踏步寻找属于他的路。孙犁和贾平凹并不是审美旨趣非常相同的作家，相近只是文学追求上的——他们共同心仪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心仪汉语言表达的素朴之美，致力于在创作中的实践、继承与发扬。 今天，回首当年孙犁写给贾平凹的序言会别有感触：“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销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这当然是对贾平凹创作道路的预言及美好祝愿，也是对孙犁本人一生的最好总结。如果把这些寄语放在更宽阔的文学空间里，我们会不期然发现：孙犁那些关于为人为文的许许多多的“念念不忘”，神奇地在作家贾平凹那里有了更好更迷人的回响——这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最美收获。 2014年6月-10月天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