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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他是慈祥而又严厉的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 “他的每一次来信，都十分认真，有鼓励，有批评，直来直去，甚至在大年三十的中午，为我用毛笔书写了梁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里关于作文语言变化运用的条幅。”(16)年轻的贾平凹曾经回忆起他与孙犁先生的通信，当然，贾平凹也记下了他与先生通信时的矛盾心情，“但我又不敢多给他去信，怕打搅一个七十岁高龄的老人的生活。”(17) 贾平凹曾经三次想去看望孙犁，但三次都未能成行，“一次已经买了车票，却因为突然有个紧急会议没有去成。一次到北京开会，和妻说好顺路去天津，但在北京车站徘徊了许久，又作罢了。我知道自己的劣性儿，害怕见人，害怕应酬，情绪儿又多变化，曾经三次登华山，三次走到华山脚下，却又返回了。一回到家里，就十分后悔，自恨没出息。”(18) 贾平凹去天津拜访孙犁是在1983年10月，当时他受邀去天津参加一个散文奖颁奖活动。这离他们第一次通信已经有两年半时间了。在散文《一匹骆驼》里，贾平凹记下了他当时激动而兴奋的心情。 妻很高兴，说：“你不是老念叨那里吗?这下逢机会了，公私兼顾，你可以去见见孙犁了。”我说：“是的。”脸子就涨得红红的，几天里慌得捉不住事做。出门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却胆怯起来。我形象委琐，口舌木讷，平日很少往大城市去，更绝无拜见过什么名人，听说天津街道曲折，人又欺外，会不会在那里迷失方向，遭人奚落呢?再说去见孙犁，又怎么个言语呢?(19) 见到孙犁的场景，令这位作家终生难忘。 第二天，到了孙犁家，老人正站在门口的花台子上，大个，暖洋洋的太阳照着全身，眼睛眯着，似乎有一种黑和蓝的颜色。经人介绍他迟疑了一下，就叫着我的名字，同时拉我进了屋子，连声说：“我才给你写好了信啊!”桌头上果然放着一封写给我的信。这封没有邮票，不加邮戳的信手接手地邮到了。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显得很快活，倒水，取烟，又拿苹果；问了这样，又问了那样，从生活，到写作，一直谈到读书，他打开了他的书柜让我看他的藏书，又拿了藏书目录让我翻阅。(20) 在这篇散文里，贾平凹还讲到了一件趣事。去天津之前，他为第一次见孙犁慎重选择礼物：“我蓦地记起在一张孙犁的照片上，看见过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骆驼的画，就说：‘带一件唐三彩的骆驼吧，唐三彩有咱秦地的特点，骆驼又是老人喜爱的形象，岂不更有意思吗?’妻便依了我，小心翼翼将书架上珍藏的一匹瓷质的骆驼取下来，用绸子手帕擦了灰尘，一边包裹，一边说：‘这使得吗，这使得吗?’”(21) 从西安到北京，从北京到天津，不论贾平凹如何如临大敌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唐三彩，骆驼还是在旁人搬运过程中被摔了，“骆驼一共破碎了四条腿三条是硬伤儿，一条的脚上碎裂成几十个粒颗儿。我没有了勇气把它送给孙犁了。”(22)但他还是告诉了他： 吃罢午饭，当我红着脸讲了骆驼破碎的过程，他仰头哈哈大笑，说：“可以胶的，可以胶的!文物嘛，有点破操作才更好啊!”两天后，我将胶粘好的骆驼放在他的书案，他反复放好，远近看着，说：“这不是又站起来了吗!”便以骆驼为话题，又讲了好多为人为文的事。他是慈祥而又严厉的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又是一个上午过去，又在那里吃饭，又是戴了帽子，拄了拐杖送我到院门口，又是叮咛我多来信。(23) 生动温暖的场景中，是一位文化老人对一位年轻作家深厚的关爱。 六、“(他)转移到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上来。” 这关爱一直持续。1984年，《十月》发表了贾平凹小说《腊月·正月》，孙犁读毕，立刻给责任编辑苏予写信。他先说起过去对贾平凹小说的看法，“印象是故事总有些离奇，好像在追求什么技巧，有编织雕琢的痕迹。读起来，我的兴趣不是那么高涨的。”(24)但这一篇不同，“读起来很有兴味，我可以说是手不释卷认真地读过了。”他是如此兴奋，渴望与同道分享那种发现的喜悦，为年轻人创作有了重要进步而鼓舞： 我感到：他在尝试了一些西洋“技巧”和现代“手法”之后，转移到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上来。这位作家，一踏上这条从现实生活着眼，从现实生活取材的道路，他的才华就如鱼得水似的，表现了极其泼剌的声势，极其闪耀的光芒。(25) 在这封信里，孙犁批评了当时文坛流行的脱离现实主义的那种写作倾向。在他看来，贾平凹的《腊月·正月》代表了与潮流写作不同的新趋向：“贾平凹的这篇小说，没有色情的成分，也没有武侠的成分。从现实生活取材，写的是家常事，平凡的农民。却也能引人入胜，趣味横生，发人深思，有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意义。”(26)“这证明，新的文学还是应该与新的现实生活相结合。至于能否写得好，写得成功，就要看作家深入生活的程度，以及对现实主义的掌握如何。”(27) 这封信中，孙犁着重讨论的是新的文学与新的现实生活相结合的问题。他发现，贾平凹新近发表的小说不仅没有了编造的痕迹，更有了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这使他深受鼓舞。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孙犁在这封信里提到了年轻人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叙述与对话方式的使用，这种尝试使他高兴，“贾平凹在这篇小说里，与现实生活的精彩的描绘相适应，还运用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和对话的方法，流畅自然，充满活泼生动的内在力量。”(28) 欣赏之情难以言喻，所以才写信给他的朋友：“贾平凹是勤奋的好学的，他博览群书，多方面探索，找出这样的一条路，我看到以后，高兴非常。”(29) 之所以“高兴非常”，也与孙犁本人毕生的艺术追求相关。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营养是孙犁写作的一生所念，他渴望继承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也希冀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在新一代作家身上得到继承。如此说来，年轻的贾平凹在散文及小说创作展现的才华怎么不令他欣喜万分? 1985年1月5日，孙犁复信贾平凹，和他讨论通俗文学问题。对当时许多文学作品动辄披上通俗小说外衣的做法老人深感厌烦。也是在这封信里，孙犁对语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夸奖贾平凹的语言特色“是自然，出于真诚。但语言是一种艺术，除去自然的素质，它还要求修辞。修辞立诚，其目的是使出于自然的语言，更能鲜明准确地表现真诚的情感”。他特别强调了语言对于作品的重要性： 无论是“通俗文学”或是“正统文学”，语言都是第一要素。什么叫第一要素?这是说，文学由语言组织而成，语言不只是文学的第一义的形成；语言还是衡量、探索作家气质、品质的最敏感的部位，是表明作品的现实主义及其伦理道德内容的血脉之音!(30) 当然，他也提到贾平凹的语言偶尔缺少修饰的问题，“修辞确是一种学问，虽然被一些课本弄得机械死板了。这种学问，只能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中去体会学习，这你比我更清楚，就不必多谈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