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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分子的“摹写”运动：作为题材的“真人真事” 作为题材的“真人真事”，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左翼文学运动当中的“报告文学”创作。对中国左翼报告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川口浩，在其《报告文学论》中说：“和他名称一样，报告文学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绝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这种目的和倾向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④显然，无论是具体做法还是追求的效果，报告文学都可以说是延安“真人真事”创作的先声。“左联”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政治目的显而易见：“在某种事件的发生，能有通讯员的赤裸裸的记录，这便可以和我们的政治任务配合起来。”⑤也就是说，报告文学的好处是能直接与政治任务结合起来。报告文学能有这个效果，从实际创作的情形看，其优势大概在两个方面：一是“真实”形成的震撼性。报告文学有“类新闻”的效果，一旦真人真事经过艺术加工被广大读者知晓，其产生的效果往往比“虚构”的文学更有力量。二是能够“及时”反应社会问题，引起读者共鸣。胡风就曾经说：“剧激变化的社会生活使作家除了创作以外还不能不随时用素描或速写来批判地纪录各个角落里发生的社会现象，把具体的实在的样相(认识)传达给读者。”“它的特征是能够把变动的日常事故更迅速地更直接地反映，批判”，“它们不能代替创作，然而却负上了创作所不能够马上负起的任务。”⑥这种评价非常实际，报告文学能够跟踪社会热点，从而更迅速地与大众形成交流，这显然是革命文学应该具有的品质。 解放区文学中提倡作家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出发点和报告文学是一致的，相对于“虚构文学”，“真人真事”的优点依然在于“真实”的感召性和“及时”的引导性。周扬在谈“真人真事”创作时说：“我们写的真人真事大半是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和英雄模范事迹，他们本身就是新社会中的典型，就带有教育的意义。”⑦周扬在这里实际谈到了延安时期的“真人真事”与30年代“报告文学”在描写对象上的差别：前者主要歌颂边区的英雄模范人物，后者则主要暴露社会的黑暗面。但两者看待“真人真事”创作的视野是一致的。英雄模范人物在边区产生的初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利用“真人真事”对一般大众产生感召作用；边区英雄模范人物往往伴随着各种群众运动产生，通过宣传英雄模范人物，又及时地向大众传递了社会的最新动向。 虽然“真人真事”创作在“左联”时期和延安时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在具体的“生产”当中，两者的差别更值得注意。周扬在谈论延安的“真人真事”创作时还说：“(真人真事创作)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创作上的一个新现象，是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工农兵走向文艺的良好捷径。”⑧通过“真人真事”将作家、工农兵和文艺联系起来，这是30年代左翼文学没有触碰的问题，它可以说是延安“真人真事”创作的特点。 “真人真事”为什么能成为“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工农兵走向文艺的良好捷径”呢？这完全是由其写作对象决定的。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虽然作家在创作之初便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报告的对象、报告的内容，包括报告的方式，都是由作家自己决定的——作家所要追求的，是如何获得更加翔实的一手资料。延安的“真人真事”创作则不同，由于对象多是“英雄模范人物和英雄模范事迹”——这些人物已经在边区树立了较为明确的形象，作家在进行“再塑造”时，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因此，延安时期的作家在进行“真人真事”创作时，思考的并不是如何获得一手资料，而是如何把已经“成型”的“真人真事”塑造得更加丰满。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状态，其对作家产生的影响自然不同。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待这个问题。30年代的报告文学，由于揭露了许多社会的黑暗面，也由于介绍了不少苏联的见闻，作品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和社会效应。如《包身工》、《黄包车！黄包车！》、《人在水银中，水银在人体中》、《萍踪忆语》等作品，今天读来依然有扑面而来的震撼力。正是由于作品的现实震撼力，报告文学获得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反观延安时期的“真人真事”创作，如艾青创作的《吴满有》、《养羊英雄刘占海》，丁玲创作的《田保霖——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再如集体创作的《张治国》、《钟万财起家》、《刘胡兰》等作品，它们的影响力都不及当时新闻媒体对这些人物宣传造成的轰动效应。如果说这些作品有什么现实意义，只能说通过文艺的形式，这些英雄模范人物获得了更为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这是新闻媒体无法实现的效果⑨。可以说，虽然毛泽东专门称赞过丁玲的《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⑩，但其出发点主要在于“新文风”，而不是作品本身的现实效应。如果作品本身并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真人真事”在延安的意义如何理解呢？问题还要回到“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工农兵走向文艺的良好捷径”上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