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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车”、“米”、“肾”、“垃圾”：农民城市梦的物质性隐喻 优秀的小说不仅体现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传达丰富的思想意蕴，还要有独特的审美意象。《骆驼祥子》、《米》和《高兴》作为优秀小说，都创作了独特的审美意象。这里选取小说中的“车”、“米”、“肾”和“垃圾”意象，来分析其对农民城市梦所呈现的物质性隐喻。 “车”在一般意义上，是城市的便捷交通工具，是车夫们的赖以为生的工具和生活方式。但是在祥子那里，“车”是生命中的“宗教”，是最原始意义的身体自然延伸部分，是与祥子生命合二为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以为祥子提供最可靠生存保障的“土地”。祥子对“车”的依赖，不仅是生计意义的，而且还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内心文化认同的问题，因而，这是一种文化依赖、精神认同。祥子在城市中讨生活，但在内心深层世界还是以一种乡村文化伦理来处理自己与城市的关系，寻求一种农民与土地般的生活方式和自食其力、独善其身的生活理念。 这种对“车”的精神依恋注定了祥子城市梦的悲剧。因为对城市而言，祥子的车子只是千百辆黄包车中的一辆而已，随时可以更换，乃至于被其他更先进的交通工具取代。悲哀的是，《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每一辆“车”，对于祥子而言都是独特的，都是浸透了生命的汗水与血泪，都是不可缺失和替代的。但是，城市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侵吞了样子的“车”，使得祥子从身体、情感到灵魂受到一次甚比一次的创伤，终至走向精神崩溃、自我毁灭的深渊。老舍先生正是抓住了“车”这个祥子的“魂”，而展现了农民在城市的“以善抗恶”的苦难心灵史。 与“车”一样，“米”对于五龙来说，已经从原初的救命之物，渐渐转向了一种对抗城市淫秽与罪恶的“最后之物”，成为涤荡五龙腥秽、寻归生命故乡、寄托五龙灵魂的精神“洁物”。五龙带着唯一的一把生米而来，最后带着两车生米而去。在这来去的中间，却有着撕裂身心的精神痛楚和一段“英雄”般的、征服城市的传奇。“米”对于五龙和城市而言，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正如车子对祥子和城市不一样。“米”仅仅是城市人进行淫荡、杀戮、仇恨的获取力量的新陈代谢物，仅此而已。没有人像五龙那样嗅出米的清香，洁净自己的心灵，追寻一种善良、淳朴的美德。悖论就在这里，在米店这个“米”的汇聚地，五龙这个懂得“米香”、“米德”的进城乡下人，却弃之而不顾，做出了一系列通奸、阴险、毒辣的行为。五龙在报复城市的同时，心中也盛满了城市交给他的邪恶。只有置身米中，五龙的身心才能得到彻底的释放。“倚靠着米就想象倚靠着一只巨形摇篮，他觉得唯有米是世界上最具有催眠作用的东西，它比女人的肉体更加可靠，更加接近真实。”(15)乃至，五龙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怪癖——米仓里睡觉、与女人们交媾都要把米置入异性下身之中。 在五龙看来，自己在城市虽有罪恶行为，但那只是他的假身，他的真身还留在枫杨树故乡呢。何者为真，何者为假？“米”在城市散发的清香，正是五龙在城市里的“假身”回去寻找自己生命“真身”的精神“味迹”。 与祥子、五龙不同，刘高兴是自觉认同城市的。自我认同不是单向建构的，而是在一种反馈式的关系结构中完成。刘高兴的城市认同不仅没有得到高高在上的“城市人”认可，即使身边的“同阶层伙伴”也给予嘲讽、质疑与否定。然而，刘高兴依然对自己的城市认同有着高度自信，就是因为自己与城市有一个重要的实质性关联：自己的肾卖给了城市。“一只肾早已成了城里人身体的一部分，这足以证明我应该是城里人了。”(16) “车”、“米”对于城市人而言，是一种外在性物质，然而“肾”却是城市人生命的重要器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部分。因而，刘高兴认为自己与城市具有一种内在性的生命关联，一种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刘高兴遇到了城里的富商韦达，认为他就是拥有自己另一个肾的人。但后来，刘高兴知道韦达移植的是肝，而不是肾。刘高兴认同城市的惟一实体性关联，却被证明为虚假。刘高兴与城市的内在性关系受到毁灭性打击。“肾”神话的破灭使刘高兴的城市认同出现了一种新的危机。 在现代城市中，空间具有“生产关系”的功能。“既然社会空间也是被使用或消费的产品，它同时就是一种生产方式。”(17)这个现代性的空间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产生一种凌驾于农民之上的“城市意识形态”。进城农民不仅要遭受种种盘剥，而且还要遭受生命尊严的侮辱和精神的伤害，处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刘高兴和五富从事捡“垃圾”的活计，具有强烈的隐喻意味。对于垃圾的性质，小说《高兴》漫不经心借用小孩子的口，说出了“不要动垃圾，垃圾不卫生！”的话语。刘高兴说过自己在城市中的存在：“哦，我们是为破烂而来的，没有破烂就没有我们。”(18)刘高兴就是垃圾伴生物。“垃圾不卫生”，垃圾伴生物的性质自然也是“不卫生”了。“垃圾伴生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 面对城市的盘剥、凌辱，乃至精神伤害，祥子、五龙和刘高兴以“以善抗恶”、“以恶抗恶”和“以善寻善”的方式进行抗争与自我救赎，带来了不同的历史结局：祥子被城市吞噬，五龙虽然占领与征服了城市却也难逃被城市罪恶同质化的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至于刘高兴在经历了一系列生存苦难、情感痛苦和精神打击之后，重新鼓起勇气，对城市的自我认同之心不改，继续钟情于城市，其城市梦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 比较于祥子这样一个父母双亡的、自暴自弃的城市弃儿而言，五龙和刘高兴在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刻都想到了精神的故乡。“我已经认做自己是城里人了，但我的梦里，梦着的我为什么还依然走在清风镇的田埂上？”对于刘高兴而言，那个清风镇故乡只是出现在梦中，只是一个精神的故乡而已；他的“真身”则继续留在城市。尽管有祥子、五龙等人城市生存悲剧性结局的前车之鉴，但刘高兴还是决意探寻一种真正的城市生活，开辟属于自己的城市空间。 祥子、五龙与刘高兴与城市的人生博弈，无论是输赢，是欢乐还是悲哀，是仇恨还是认同，都已经化为一种宝贵生命经验和审美资源，都将在一代代新世纪的中国农民和中国作家那里得到延续。事实上，中国农民的城市寻梦史，不仅仅是异质化的空间变迁问题，也不仅仅是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的问题，更深层的是一个乡村文化伦理和城市文化伦理的交往融合问题。进城农民不仅面临着生计问题、欲望问题、身份问题，还有着一个更深层的文化认同、精神归属和存在理念的转化与蜕变问题。毫无疑问，《高兴》中的刘高兴自觉认同城市、从乡村文化伦理寻找与城市文化伦理相通的精神渠道并进行现代性转换，已经昭示着中国农民城市梦的一种新的架构模式和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