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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善寻善”：高兴与城市的平等对话 正如乡村伦理文化的两面性一样，城市文化同样具有邪恶和文明的两面。但是，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过多的是揭示城市的邪恶与原罪。对于现代中国城市的畸形特征，这种审美呈现自有它的合理性一面。但毫无疑问的是，城市还有理性、平等、自由的现代文明一面。遗憾的是，从《骆驼祥子》、《米》直至新世纪中国文学在对城市审美想象的时候，充斥着大量对城市的罪恶性想象，而缺少真正意义的中国城市文学。正如刘剑锋先生所言，“城市和乡村的描写……但在中国现代作家这里，它们则是两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对立意象，是具备了对立资格的两个文化单位因而具有了两种文化冲突的性质。认同乡村，期望乡村获胜，正是中国现代作家对于这种冲突的总解答，这一选择，使得中国现代作家始终只能徘徊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大门之外，也徘徊在现代的审美世界之外。”⑩这是中国现代作家惊不破的“桃源梦”，对中国作家和文学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局限。可喜的是，当代作家贾平凹的《高兴》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审美思维模式，创造出了一个自觉认同城市文化的、具有新质的农民形象——刘高兴，展现了乡土中国社会巨变下当代中国农民的心灵嬗变史。 与祥子的固守乡村伦理文化、五龙激活乡村伦理中的狡黠、无赖文化不同，贾平凹塑造的刘高兴形象创造性化用了乡村伦理文化的富有现代活力的部分，寻觅到了一条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相通的精神通道。在城市化浪潮的裹挟下走出乡村的刘高兴，其自觉的城市认同和独立主体意识并不是孕育于西方现代文化，而是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活力的精神基因。支撑刘高兴的在城市思想独立、与城市文化对话的精神源来自农村：“农民咋啦？再老的城里人三代五代前还不是农民？！咱清风镇关公庙门上的对联写着：‘尧舜皆可为，人贵自立；将相本无种，我视同仁’。”(11)“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有着人本平等、人贵自立的平等意识和独立精神，刘高兴正是从清风镇庙门对联汲取传统文化富有活力的营养部分，以此来构建一个进城农民的现代主体意识。 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基因中汲取现代意识，恰恰是刘高兴这一农民形象身上所赋有的重要文化内涵。这是新世纪语境下乡土中国文化自我孕育、生长出来的自觉认同城市的现代农民形象，迥异于阿Q、祥子、五龙等以往乡土中国农民形象。刘高兴正是以这种人本平等、人贵自立的乡土文化“善因”，在城市这个异质化、陌生化(在高兴的同伴五富看来城市是令人恐惧的猛兽)的现代空间里，开始了与城市平等对话的新生活方式，寻觅到了城市的现代之美和文明之善。刘高兴不吝惜钱去欣赏芙蓉园，在广场上吹起了《二泉映月》，能注意到烟影是黄的，有着带萧捡垃圾的“雅兴”，会欣赏西安城上空一疙瘩一疙瘩的云，并把它们想象成无数的玫瑰满空开绽。刘高兴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想象力：“环境越逼仄你越要想象，想象就如鸟儿有了翅膀一样能让你飞起来。”(12) 事实上，如何面对城市，是每一个进城农民必须思考乃至于焦虑的问题。在新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下，许多农民依然对城市充满了梦幻般的向往。到了二十一世纪，城市对中国农民而言，依然是一个异质性的、而又充满无比诱惑力的矛盾体。但是，对刘高兴而言，城市更多的是生命新生的蜕化之地。刘高兴遵从城里人的称谓，训导五富到城里了就说城里话。“咱既然来西安了就要认同西安，西安城不像来时想象的那么好，却绝不像是你恨的那么不好，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五富，咱要让西安认同咱……你要欣赏锃光瓦亮的轿车，欣赏他们优雅的握手、点头和微笑，欣赏那些女人的走姿，长长吸一口飘过来的香水味……”(13)城市在刘高兴的眼中显现着文明的镜像：明亮、优雅、美感、时尚。刘高兴骑自行车开始全面认知城市，“我要变成个蛾子先飞起来。”(14) 刘高兴在从“青虫”向“娥子”的文明转变过程中，开始了极为成功的城市化生存。刘高兴临危境而不慌乱，成功规避违法的风险，而且成为更弱势农民的保护者和见义勇为的英雄。即使在与城市富有阶层的代表者韦达交往中，刘高兴不卑不亢，始终抱有平等意识，体现了进城农民刘高兴自我主体精神的成长和对生命尊严的自我珍视。进城后的各种“苦难”不仅没有给他自卑感，反而使他“高兴”、磨练他成长。刘高兴以自己的乡村文化伦理之善来寻觅城市文化之善，发现城市之美，展现了一种积极的、“一定要现代”的、认同现代性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态度。这里面有乌托邦的因素，也隐含着自我的幻觉，但我们从中确切地看到了主人公和城市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寻“善”觅“美”的精神愉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