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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是否终结：关于“看不见的城市”的传奇 显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作家有不同的选择和体验，而每一次流转的历史语境和状态都有自己的特点，都在文学史上刻下了不同的印记。 193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就与前辈作家有不同的体验，沈从文、巴金、丁玲、萧红、萧军等，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选择和体验经历了这种文化历程，其命运几乎都与这种大流转息息相关。就拿丁玲来说，其整个人生就在这大流转中度过，经历几次大起大落的生命体验。她于1920年代末从湖南乡村来到上海，经历了“革命加恋爱”的文学历练之后，踏上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路程，接受了血与火的考验。1949年后随新政权回到北京，俨然是都市的新主人，但是不久就被打成“右派”，再次流落到东北农村，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又回到北京。此时的中国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都市化浪潮，大批农民工从乡村浩浩荡荡进入城市，都市文学也逐渐更加引人瞩目。 正是在这种大流转中，都市文学形成了一种蔓延之势，不仅不断越过都市的边界，走向乡村和原野，也在不断消融城乡之间的界限，不断消解自己原本的面貌与特点，因为作家大流转、文学大流转背后正是文化的大融合。在这种大流转中，都市本身成了一种多元化的万花筒，成为各种不同人群、物流、信息、爱好和精神需求交接、沟通的平台和场域，在这种语境中，不仅有“都市中的乡村”，同样有“乡村中的都市”，有各种不同族群和文化停靠站和栖息地，自然也有万象更新的“熟悉”和熟视无睹的“陌生”。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大流转不仅表现在中国的城乡之间、中心和边缘之间、各个不同的地域之间，也不仅仅表现在不同人群之间、不同场域和领域之间，而是迅速跨越了国界，蔓延到了世界各地，形成了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大流转，迅速融入一种世界性的文化、信息和资讯的大流转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都市形态已经开始瓦解和消失，都市文学实际上正在面对着一个个“看不见的城市”。这是卡尔维诺一部小说的题目。 在这部小说里，我很好奇为什么卡尔维诺列举了那么多城市而不讲城市的故事呢？这是个问题。显然，卡尔维诺是在讲一个“无形的城市”的故事，是在表达对于都市的一种综合感觉，其具有无限的绵延性和可能性。换句话说，“无形的城市”比实体的、物质的、看得见的城市更广阔、幽深，更有文化内涵和文化魅力。 由此可见，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不仅是一种想象，而且是一种预言和象征。如今的都市已经远远不再是看得见的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而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无处不在、无处不到的信息网络、互联网平台、远程交流、川流不息的空中走廊、跨越国境物流商贸等等。 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城市。无论在何处、在于什么、需要什么，都被城市所围绕，它不肯离开，把每个人都纳入其中。 这不仅为都市文学的崛起创造了机遇，同时也给文学本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提出了挑战。关于这种挑战，王蒙在一篇文章列举了四条：第一，在一个世俗化、正常化、务实化的社会里，文学渐渐靠边；第二，现代的信息艺术特别发达特别地方便，而视听技术，你只要有视觉、有听觉就可以欣赏，可以不动多少脑筋；第三，是网络的发达，网络的发达使人们慢慢地不用拿着书看了；第四，和网络同时产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众化。[6] 王蒙在这里并没有提都市及都市文学，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挑战都是由都市生发的，而且绝不仅仅局限于“看得见的城市”。相反，“看得见的城市”正在全球化的大流转中逐渐走向终结，正像数不清的既定的逻辑、观念、思想、概念、话语随着时空变迁注定要成为“古董”和“遗产”一样，旧有的都市的疆界也终将从人们意识世界中消失。 就此来说，中国的都市文学的转型特点就显得特别明显，这就是从有形的都市向无形的城市的转移。前者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紧紧追随都市化大潮的文学作品，它们敏感于都市生活的千变万化，千姿百态，及时尽情地表现立交桥、灯光夜市等新气象，表现女性老板、公关小姐、经济强人等新人物，着力之处在都市的新奇魅力。第二层面是表现都市化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的作品。这一部分突出的是社会生活和人物身份的“转型”，人们如何从旧的文学形态中解脱出来，如何接受和接受了新的生活和新的身份。许多知青作家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第三层面是关注于都市生活中的人的生存和心理状态的作品，它们主要表现的是人本身，想在都市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自己生存的意义。 尽管这三个层面的文学创作勾画出了中国都市文学的基本镜像和脉络，但是最终都会被淹没在无边无际的“看不见的城市”的风景中，因为只有融入到这种无穷无尽的城市长河之中，只有消弭了城乡对立的二元模式之后，化有形的都市为无形的精神文化语境，都市的真相才能真正向文学敞开。 这时，都市或许不再是勇往直前的“欲望号街车”，也不是繁花似锦的天堂，而只是在想象中挣扎、在空虚中创造的文化追梦者和思想流浪汉的集散地。作家无非在借助一切新奇、魔幻和超现实的艺术手法，创造了一种介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意象世界。他们至少不再为都市骄傲，而俨然是“看破红尘”的边缘人，不可能对于都市生活仍然怀抱某种“黄金美梦”，并且情愿为它痛苦，经受心理磨难，情愿自己用艺术的剪刀把它剪成碎片，撒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留下来的或许只是人类走向未来过程中被撕裂的精神碎片。这种碎片中或许有这样的片段： 十七岁那年，我父亲出走的纪念日，我在大学的宿舍里开始创造一种两个人的语言。当我恋爱时，我与我的那一位，要用这种语言交流。除了我们，任何人听不懂。 我在创造这套语言的过程里，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当然，我也没有谈上恋爱，我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用着自己创造的那套语言讲。别人都说我是疯子，他们知道什么！疯子才会真诚。有一次我在火车站候车室里，看见一位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女疯子，她非要说她边上的男青年是他的恋人，男青年和他的家人只是笑，周围的人也是笑。她也不急，只是十分肯定地说，他就是我的爱人，不信，我俩抽血化验。[7] 尽管这不是都市的全部，但是它暗示了一种属于都市的精神欲望，这就是，无时无刻不在企图逃离既成的规范，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这是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中国都市文学最大的看点就是“百感交集”，它可能是作家艺术家尽情戏耍和享受的有形的“大观园”，也可能是卡尔维诺《无形的城市》中的梦游者。 ①巴比特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的著名小说《巴比特》(Babbitt，1922)中的主人公，其性格体现了20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由此一度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巴比特”甚至还被作为新词收入字典中，用来形容当时美国典型的精明能干、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虚荣势利、偏颇狭隘的市侩实业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