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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李锐描写“文革”背景下吕梁山区的风土人情、民间风俗、日常生活的小说中，知青和农民、知识分子与乡村、革命与民间传统的关系，是其着力处理的重要主题。李锐笔下的知识分子与乡村民俗之间、与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之间，总是存在严重隔阂，从而导致其深刻的孤独体验。《北京有个金太阳》和《万里无云》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张仲银形象则是这种孤独特征的绝好体现。 【关 键 词】李锐/张仲银/《万里无云》/《北京有个金太阳》 【作者简介】陶东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大概由于自己“文革”期间六年吕梁山插队经历的关系，李锐小说描写的多是“文革”背景下吕梁山区的风土人情、民间风俗、自然风光与农民日常生活，而知青则是一个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出没其中的形象(该形象也可能是知青的变形，比如像《无风之树》中苦根那样从“上边”派下来的、有一定文化的年轻干部)。知青和农民、知识分子与乡村、革命与民间传统的关系，则成为李锐小说着力处理的重要主题。李锐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般具有双重特点，一是有知识(当然是相对于当时吕梁山区村民而言)并热心革命，二是在他和乡村村民、包括当地村干部、大队干部之间，总是存在严重隔阂，具体表现为他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理想总是无法得到村民/村干部的理解和呼应，或被后者严重曲解和歪解(但正如我下面的分析将会表明的，这歪解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又出奇准确地表达出农民对中国革命真正本质的深刻把握)，结果导致他深刻的孤独感。 这两方面的纠缠与龃龉，演绎出知识分子与民间、革命理论与民间伦理的一连串的恩恩怨怨。 一 自豪与孤独：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情感结构 张仲银的形象最先出现在李锐的中篇小说《北京有个金太阳》(1993)中，后来又在长篇小说《万里无云》(1997)中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书写(但基本情节具有明显的连贯性乃至有相当部分重复)。这个形象集中体现了李锐对于知识分子、革命、民间三者关系的思考。 张仲银是五人坪唯一一个知识分子，他有文化，会唱歌，擅口琴，是“方圆十里的山沟里最有学问的人”①。中师毕业后，他学习回乡青年邢燕子，到农村从事教育事业，成了一位乡村教师，还以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瓦西里耶芙娜鼓励自己(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和那个时代的其他知识青年一样，都受到五六十年代革命榜样教育的深刻塑造)。虽然身为教师，但张仲银不只是、而且主要不是来五人坪传授知识的，他更是一位热心的革命者，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鼓动者。他在五人坪的主要活动不是教书而是鼓动革命(破四旧、斗地主、写大字报、抓阶级斗争，等等)。当然，鼓吹革命和传授知识在农村也不是绝对不相关，或者说，知识传播也是张仲银接受的革命使命的一部分，正如鼓舞张仲银来五人坪的乡村革命教师邢燕子和瓦西里耶芙娜，都与传播知识有关。革命理论毕竟也是通过知识承载的，没有最起码的知识，就没有办法传播与接受革命理论。②但与传播知识相比，张仲银更能找到自己生命存在感的无疑是革命，革命可以极大满足他的成就感、在场感和中心/广场情结——在小说中表现为渴望被人注目、一呼百应，渴望自己成为榜样和偶像(顺便说一句，这恐怕也是革命之所以能够让人心醉神迷的潜在秘密之一)。用小说中反复出现、张仲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来表达，这种感受就是“自豪”。③ 遗憾的是，张仲银的自豪感因为不被村民(包括自己的学生)理解而伴以深刻的孤独。尽管乡亲们对仲银极度敬畏，对他的知识、文化，他的歌和他的口琴，崇拜有加，却唯独不懂他自己最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热情。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张仲银领着一帮学生唱革命歌曲《北京有个金太阳》，学生们无比欣喜、激动万分，扯着嗓子狂吼，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歌词及其传达的革命思想。他在五人坪豪情满怀地传达中央文件，张贴各种各样的批判刘、邓、陶的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但所有这些革命举动无不石沉大海，毫无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政治的张仲银被村民们审美化了，村民们在学习中央文件时听到张仲银“铿锵有力的朗诵”，“都很惊奇，都说仲银的学越教越有样了，都说，听听，念得多好听”。④殊不知张仲银希冀村民们的反应不是“好听”，而是激发起他们的革命热情。 不甘认输的张仲银学毛主席的榜样搞起了戴红袖章活动。不但自己戴，而且给每个学生一人戴一个。可惜的是，“学生们纷纷把红卫兵袖章装进兜里，做了擦鼻涕的手绢。”于是“深深落空”的张仲银只好一再重复那句话“唉，全部没文化，没有共同语言”⑤，回到自己的自豪与孤独。 张仲银这种既自豪又落寞的情感结构是耐人寻味的。这表明他生活在知识分子与村民、革命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并置、冲撞和分裂中。革命的崇高伟业许给他“自豪”，但它和乡村的深刻隔阂又带给他“孤独”。他自然不愿孤独，可“自豪”又很不易(自豪感需要观众的呼应)，于是就只好别扭地“自豪与孤独”着。不得已他就拿毛主席曾经借用的陆游词“已是黄昏独自愁”自况，把这句词写在纸上，挂在办公室墙上。可惜不但农民，就是大队支书赵万金，也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不仅不能理解仲银的革命理论，也完全不能理解这个革命家的那份孤独。 对群众极度失望的张仲银决定独善己身：停课闹革命，自己一个人出去参加大串联。谁知大队支书赵万金得知后，拿着村民们凑的五斤鸡蛋和十斤面粉(在当时的农村是真正的奢侈品，只有过年过节或女人坐月子的时候才吃一点)挽留他，于是发生了下面有趣的对话： 仲银说赵书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现在这不是请客吃饭么。我怎么能为了你这五斤鸡蛋十斤白面，就不革命，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呢。赵万金就又老练地笑了，赵万金说，看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一点鸡蛋白面和革命不革命有啥关系，要说呢，现在正要打倒当权派，仲银，你吃了这些鸡蛋白面，也误不了你打倒。其实呢，一个农村土干部，不打倒吧，哪一天不是在泥里土里滚呢。⑥ 赵万金和村民们不可能理解张仲银离开五人坪的原因是要去首都北京闹“革命”(这个动机处在村民的价值观和理解能力之外)，还以为他是嫌农村穷(这才是乡村文化能够提供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村民的这个举动使他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到了无以倾诉的孤独”(连他离开五人坪的真正原因也不能够理解)，于是干脆“闭上嘴什么话也不说了”。⑦但另一方面，象征五人坪古老乡村伦理的五斤鸡蛋十斤白面最后还是感动和挽留了张仲银(虽然他在理智上并不认同)，阻断了他“走向天安门广场的道路”。这个戏剧性的情节表明：张仲银的精神世界仍然保留了前革命时期的乡村伦理(虽然并不纯粹)，他并不是一个与乡村民间彻底决裂了的、纯粹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五人坪村民的鸡蛋白面与张仲银小时候“母亲的鸡蛋”之间，存在有意味的关联性。这大概就是张仲银和北京知青刘平平、李京生等人(张仲银称之为永远不知道农民需要什么、最终要离开五人坪的“大雁”)的区别：与北京知青不同，张仲银的根还是在民间。无论是在“文革”时期还是后“文革”时期，张仲银都属于五人坪而不是北京。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张仲银只好通过把自己打成“反革命”的荒唐方式发动了一次闹剧式的“革命”：给县里写匿名信，撒谎说自己从事反革命迷信活动，引得县公安局的老张来抓他。在张仲银看来，“他和老张的这场游戏”是“让旋风重新旋转起来的唯一力量”。⑧“革命”的风暴终于刮起来了，被打成“反革命”的张仲银终于被公安局的老张抓走。 这有点像张仲银对革命、革命烈士的意淫，更是自己对自己的意淫：想象自己像一个慷慨激昂、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充满自豪感，带着“居高临下”的眼光走向刑场(之所以说这是张仲银自己对自己的“意淫”，是因为无论革命组织还是村民群众，没有任何人理解他这烈士般的“自豪感”)。张仲银的“革命”举动至此真的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可以理解为李锐对“文革”时期革命知青理想主义的讽刺?)。当然，连意淫的幻觉也一个接一个破灭，进监狱以后再也没有人理睬这个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家。于是，他盼望公审大会，不停地询问“什么时候开我的公审大会”，希望借此又一次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因为开公审大会是“全县轰动的大事”，那时候“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人们的眼睛全都盯着我的公审大会”。⑨可惜这个公审大会始终没有开。张仲银接着意淫的企图没能实现。他被不明不白地关了八年。没有任何意义，没有获得任何人的理解(从村里唯一的共产党员赵万金，到后来的队长荞麦，再到深爱他的荷花)，虽然所有人都替他鸣不平。原来意淫自己也这么难，真是天可怜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