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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革命和反革命的倒转 《万里无云》开篇就是村妇荷花的独白。时过境迁，时间已经进入所谓“新时期”⑩，张仲银和当初那个热恋他、却根本不理解他的荷花也都老了。如今荷花对他痴情依旧，但隔阂也依旧，他们仍然无法相互理解。革命过后，五人坪的村民们还是那么愚昧，那么封建，他们正在举全村之力大搞祈雨活动，而主持和负责这场封建迷信运动的，正是张仲银当年的学生、现在的队长赵荞麦，以及另一个学生高卫东(绰号“臭蛋”，扮演祈雨的道士)，而原来作为教室的庙，则被腾出来搞祈雨仪式。如果说《北京有个金太阳》中象征民间迷信的庙被用作教室象征着革命对于民间的胜利，那么，如今庙碑腾出来祈雨则暗示了革命的彻底失败。因此，到了后革命的所谓“新时期”，我们发现革命却原来几乎没有动民间迷信的一根毫毛，后者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这既是革命的失败，也是启蒙的失败(革命和启蒙都主张破除迷信)。张仲银这个最反对迷信的人，当初因被自己诬为搞“迷信活动”而锒铛入狱，而今天大搞迷信活动的正是他教育出来的那帮学生。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讽刺。 仲银对于这次迷信活动好像不置可否，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怀着自己的小算盘(祈雨结束后队长荞麦答应盖一个新校舍)参与了这次活动。当然，仲银内心还是不认同迷信活动的，还是满嘴毛主席诗词或语录，只是在这个既倒退(大张旗鼓地搞迷信活动)又进步了(不唱《北京有个金太阳》而改唱《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五人坪，他更孤独了，村干部和村民虽然还貌似一如既往地尊重他，甚至还怕他(队长荞麦和假道士高卫东都如此)，但他们更不理解张仲银了。仲银成为没有任何用处、到处闲逛的、彻头彻尾的多余人(所谓“人影子”)。 在《北京有个金太阳》描写的毛泽东时代，张仲银虽然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一心热衷革命却被无情戏弄，但还不完全是一个“人影子”，在一个既没有流行歌曲，也没有商品经济的革命时代，借助革命运动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威力，他至少还能让学生围着自己唱革命歌曲(虽然听不懂歌词)；而实在不能发动革命的时候，他还可以通过闹剧的方式搞革命，拿自己开刀，把自己弄进监狱，大到意淫革命的目的；而今，革命者张仲银连把自己打成反革命、弄进监狱的力量也没有了(试想一下《万里无云》中的张仲银如果再来一次“自我揭发”会有什么人理睬他)。失去了任何威力和作用之后，张仲银熟悉的革命文化(以毛泽东诗词为象征)一转身已经成为笑料，成为中国式后现代文化的戏谑、戏仿的对象，而且戏仿者还只能是张仲银这个当年的狂热革命者本人，别人连戏仿和调侃革命的兴趣都没有。小说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或许就是张仲银“为人民喝酒”的那一段：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仲银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张仲银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为五人坪的人民群众喝酒，为五人坪的子孙后代喝酒，就比泰山还重。张仲银烈士永垂不朽!吕梁英烈，教师楷模。人民的好儿子。团中央委员邢燕子，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11) 这是张仲银在陪同队长赵荞麦和商人二梁一起喝酒(目的是让二梁出钱盖一个新学校，原来被学校占用的教室要恢复为庙)微醺时候的独白。这个十足的大话文本可谓小说的神来之笔。毛泽东(革命领袖)死了，“大雁”(北京知青)飞走了(回到了北京)，只有张仲银坐了八年监狱后回到五人坪，无所事事，堕落到陪酒这般田地。心有不甘的他遂拿毛泽东的革命宏文为自己荒废的青春祭奠。拿自己心目中曾经的中国式“圣经”如此这般开涮，大概也就酒酣之际才敢吧(酒后吐真言?)。此时此刻的张仲银心潮澎湃，五味杂成，百感交集。想起了自己闹剧式的革命生涯，莫名其妙的八年牢狱；想起北京知青都走了，只有自己还在五人坪：“黄鹤(北京知青——引注)都飞走了，都飞回北京去了。毛主席死了，北京落满了黄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现在落满了黄鹤。就剩下我一个人在五人坪。”(《万里无云》，第48页)更想起了记载在一块冰冷石头上的五人坪历史： 是的，是的，我又回来了，在经历了两千九百二十个日日夜夜后，我又归于土地，我又归于石头，我又归于孩子们噼噼啪啪的无知无觉的踩踏。我无处可飞，无处可去，我只有“零落成泥碾作尘”，我只有变成石头和黄土。……我喝酒完全是为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12)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起兮云飞扬，今有勇士兮赴铁窗。人民教师张仲银烈士永垂不朽!人民万岁!黄土万岁!石头万岁!吕梁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历史在此做出的不是重复，而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此时此刻，人民教师张仲银目视远方，昂首阔步，“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此时此刻，人民教师张仲银向黄土走去，向历史走去，向石头走去，向铁窗走去，走上刻骨铭心的纪念碑。(13) 毛泽东诗词，碑文，古诗词，革命口号，全被一锅煮。然这篇看似疯疯癫癫、热闹非凡的后现代绝妙好文，骨子里却透出一股子透彻的悲凉，一种深刻的虚无主义。(14) 更具有戏剧性的是，革命文化在后革命时代的五人坪不但被张仲银这个革命者自己拿来肆意调侃、戏谑，它还参与了“新时期”五人坪的这场“反革命”迷信盛典(前现代抑或中国式后现代?)：假道士高卫东(臭蛋)身穿八卦道袍，装神弄鬼，背上背的却是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他的老师、人民教师张仲银则助之以大合唱《北京有个金太阳》，“戏台上的响器们就呜里哇啦地敲打起来。吹打的是《北京有个金太阳》。”(《万里无云》，第121页)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大联合，毛泽东成为祈雨的法宝，反革命者的护身符，革命歌曲成为祈雨仪式的伴奏。这真是极大的讽刺：革命和迷信组成了亲密无间的联盟，革命其实就是反革命。 这个绝妙的闹剧同时也是残酷的真理：难道不是这样吗?“文革”时期的个人迷信难道不是把革命所要铲除的封建残渣余孽变本加厉地发扬光大了起来吗?假如我们把现代革命的理念定义为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那么，窃取了革命名义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骨子里就是一场最反革命的闹剧。这才是真正的讽刺。 在祈雨仪式中癫狂的五人坪，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进入所谓“新时期”，这就难怪毛泽东依然被奉为“神”，难怪有了毛泽东像这个护身符，道士臭蛋就显得如此理直气壮：“我一出去，我就得把这十里八乡的人全他妈的给镇住。我身上背着他(毛泽东——引注)呢，我就不信镇不住这些个老百姓。你们谁也不知道，我在半夜里就把他背到后背了。我只要把他背到身上我就没办不成的事情”，“有他保护我就没办不成的事情”(15)。 最后，《北京有个金太阳》中的革命狂热分子张仲银用疯狂的举动把自己送进了监狱，而《万里无云》中心灰意冷的张仲银因为参与迷信活动再一次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当张仲银因为用《辞海》帮助臭蛋解释“旱魃”一词而被指控参与迷信祈雨活动并引发山火，烧死两个孩子，再次被送进监狱的时候，他没有醉，但却成了一个真正的疯子：“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什么也没有做。我只喝过一次酒。喝酒属于正常人的正常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公民不许喝酒。”(16) 依然是疯疯癫癫的调侃戏谑。当然，我说的调侃戏谑是一种客观的文体效果。在张仲银，这种“调侃”可能不是有意识的。张仲银是革命文化的畸形遗产，在后革命时代，他也没有任何促使他反思革命和自我反思的思想知识，也就是说，他并无革命文化之外的资源去反思革命文化。因此，极度失望之后的他，大概也就只能这样拿革命话语和革命话语自己玩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