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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转：中国都市文学的纠结与张力 显然，这种大流转不仅为中国都市文学提供了生生不息的活力，而且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大变革创造了历史语境和奇迹。那么，中国都市及其都市文学的显著特征又是如何呈现的呢？ 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中国都市，主要是指近代以来崛起的都市，就精神文化层面来说，无论其位于何处，都如同两种或多种社会文化潮流、线索，在中国地理版图上打的一个“结”，这一纠结凝聚着新与旧、中与西、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雅与俗、农耕意识与商业精神、全球化与地方性、国际体系与帮会规则等领域与层面的矛盾和冲突。当然，也充满和孕育着机遇、希望和创新，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开辟着新的方向和空间。 这种纠结既是一种新的各种文化的汇聚、交流和创新的枢纽和平台，也有可能形成一个社会拥堵、文化对立、腐水不流、黑帮骗子云集、权钱交易、强人相互血拼的地盘和场所。尤其就精神文化层面来说，都市很有可能形成某种难解难分的情结，形成各种不同思想领域、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对立与隔绝，甚至造成难以弥合的心理分歧与裂痕，犹如身体上“瘀痈”，导致整个社会文化经脉不通，血管堵塞，气血不畅，最后导致历史用开膛破肚、伤筋动骨的暴力方式，来疏通经脉，以避免整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肌体的“坏死”。 就此而言，中国都市文学似乎一直都在面对这种纠结，试图以艺术的方式打通这种郁结与隔离。例如，早期的都市文学多是在妓院等娱乐场景中展开的，而在这里，不仅是传统道德与商业文明交汇的场景，而且活跃着各种不同文化因素，为不同的人性选择提供了空间。 20世纪以来，中国都市文化的变迁，经历了如此暴烈的洗礼，而都市文学也随之不断地在纠结和转型中发展。例如，张爱玲之所以推崇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就在于故事发生在“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里”，是中国都市化语境中的人性镜像，因而是“第一个专写妓院，主题其实是禁果的果园，填写了百年来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空白。”[2]她还对上海人有过如此评述：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3] 这里不仅依然怀揣新旧之间的纠结，而且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突围意识，既从传统好坏观念超越而出，在都市的生存环境和语境中获取文学的生机和魅力。 关于这一点，读过钱锺书的《围城》的读者都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于中国都市的独特体味和感受。至于钱锺书对于上海人的评述，就更有意思了。他先引用了波德莱尔的一首诗，并谈了自己感受，然后写道： 如同“北京人”更能代表过去的中国人一样，“上海人”似乎体现了中国人的现在时，但是，谁知道呢？或许更能代表未来也说不定。而在当下在中国文学中，“上海人”似乎成了巴比特式人格①的代名词，精明，讲究效率，自傲，还有点粗鲁。他事事求全，有一种健康的天真的灵性。财神之上，一切都可以用钱搞定！正像诗中所说，上海人是天生的，不是做出来的。但是，不是所有生活、甚至死在上海的人，都能够获取上海人资格的，例如，像我们这些穷记者可能就没资格获得这个美誉，声称自己是上海人。还有结对成群的草莽大众，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仅仅只是谋生糊口而已，他们不适应上海，上海也不待见他们。我还知道，很多人尽管在上海待了20年，甚至30年，但是最终还是这块土地上的陌生人。[4] 这篇最先发表于1934年英文杂志《中国评论》(China Critic)上的文章，依然保持着那种独有的嘲讽口吻，用一种模棱两可、欲盖弥彰的话语方式揭示了中国都市文化和都市人的尴尬处境。 按照钱锺书的逻辑，1930年代沈从文对于“海派”及其文人的反感和抵牾就理所当然了，因为他一直都在声称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一直不能不忍受都市生活的歧视和压力，因而也一直对于自己家乡湘西怀抱一种近似乌托邦的向往之情，如果他住在上海，那也注定一辈子都是异乡人，因此不可能完全接受和认同都市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因此，他如此评价海派文化及其文人： “名师才情”与“商业竞买”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如旧礼拜六派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5] 沈从文原本在文坛也算个平和低调之人，素以谦逊做人，何以对于海派如此尖刻，有如此的愤懑？这当然不仅是个人性格原因爱好所能解释，背后还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缘由。 在中国都市文学书写中，都市本身就不时表现出一种文化异类、甚至“怪兽”的意象。像《子夜》中那种对于都市的恐惧和反感，不仅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文化的；不仅对于被刻画成冥顽不化的吴老太爷是这样，对于很多接受了新思想、甚至游历过欧洲的文化人来说，也有类似的情结。 于是，在1930年代才出现了这样一种作家、艺术家的大流转：他们最初通过各种渠道受到新思想的感召，由于不堪忍受乡土文化的封闭褊狭和家族制度的压抑，纷纷从中国乡村的四面八方云集到上海、广州、北京、武汉等都市，寻找新的人生归宿和精神家园。但是，由于他们的身世、人生阅历和文化构成并不能完全接受和融入都市生活和文化，也由于都市并不能容纳他们，结果就是失业、失落、失望、绝望，天堂成了地狱，昔日理想的激情变成了现实反抗的愤怒，最后促使他们又逃离都市，走向内地，走向乡村，走向延安，走向革命。 这种作家、艺术家的大流转，同时也构筑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大流转，形成了中国文学史独特的流向和景观，构成了新文学从乡土到都市、再从都市到乡土的循环往复结构，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学史上的“复调”或“双重奏”现象。就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勾画出这种大流转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第一，世纪初是作家艺术家走出乡村，走向都市的时代；第二，1930年代是在时代变局中，作家、艺术家，特别是新一代作家、艺术家开始被迫脱离都市，走向边缘、乡村和解放区；第三，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作家、艺术家有回到都市；第四，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大陆由于各种政治和经济原因，再次主动或被迫离开都市，走向边缘和乡村；第五，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作家、艺术家重归都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