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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进入1908年以后，周作人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度明显下降，没有写过一篇与之相关的文章，而将主要精力放到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方面。辛亥革命胜利后，早年曾一度呼唤“女英雄”、“女军人”的周作人，1914年在《妇学商兑》中却明确指出：“今社会之所需者，不在一二女杰，而为多数之贤母良妻，以奠家庭教育之基。”周作人这里不满的并不是女子从军，而是“海内女子，略受耳食之学，辄漫言有从军之志，其不思甚矣”。他赞同的是“妇人之事，在于齐家教子，为国民后援”，故“其责非不重大”(60)。其实，早在《女子世界》时期，周作人在《造人术》跋语中已经提出“世界之女子，负国民母人之格，为祖国诞育强壮之男儿”的观点。这种“贤母良妻”的观点不仅同时出现在周作人这一时期的其它文章中，如《家庭教育一论》(1912)(61)、《游戏与教育》(1914)(62)等，即便周作人后半生的文章中亦时有体现。此外，《天义》时期《防淫奇策》等相关文章，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周氏“五四”后选择从“性解放”角度入手，探索女性出路的先声。 本文关注周作人“五四”以前的女性思想，特别重视他早年生活、思想以及读书等方面的经验与其女性观发生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描述他1906年跟随鲁迅去日之后女性观的迁变。可以说，对妇女问题的持续关注，既是周作人关心民族国家危亡与发展的切入点，也是他藉以在公共空间发出自己声音的渠道之一。从晚清到“五四”，虽然周作人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是从作家个体思想发展连续性的角度上看，他早年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对他日后女性观念渐趋成熟当是不无影响的，其间前后的联系亦有迹可循。因而，对周作人早期女性观发生阶段的追踪以及对其有关思想最初变化的探询，对于理解他一生有关女性问题的思考当是不无补益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