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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界在相关研究中普遍认为，周作人少年时代所接触的妇女对他女性观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作用——是她们一生悲苦的命运，激发了周氏对女性的同情，进而“哀妇人而为之代言”。这里所说的少年时代，指的是周作人1901年17岁赴南京求学以前；而悲苦女性形象，则以其祖母蒋老太太及杭州花牌楼的诸位妇女为代表。 这种观点的形成依据，主要取自周氏的回忆。幼年的周作人被继祖母抚养。他曾假托别人的口吻回忆这位长者痛苦的一生：“她的瘦长的虔敬的脸上丝丝刻着苦痛的痕迹，从祖父怒骂的话里又令我想见她前半生的不幸……我心目中女人一生的命运便是我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像。”⑥1897年，周作人13岁，由于祖父的小儿子外出求学，便“补他的缺”到杭州去陪伴祖父。这时他住在花牌楼，接触了包括祖父的妾潘姨太太、女仆宋妈、邻居余太太等在内的几位妇女。关于她们一生命运的悲苦，周作人在1946年《老虎桥杂诗》(“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⑦和晚年的《知堂回想录》中均有详尽的描述。为此，研究者认为，“妇女问题最终成为周作人的基本人生命题，他在花牌楼的生活经验至少是打下了基础的”⑧。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周作人的这些回忆在多大程度上是对早年生活感受的“再现”?有无可能是其成年之后在特定理念支配下对童年记忆的反思与“重构”?实际上，自1898年正月周作人记日记始，到是年5月他从杭州返回绍兴，日记中并无花牌楼妇女悲惨命运的记载；相反，倒是有不少关于她们相对比较平静甚至有几分安逸的生活的叙事。例如，《老虎桥杂诗》中被叹作“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的“石家妇”，在早年日记有关她生子一事的记载中，并无任何苦状：1898年农历三月初二，“近邻磊邨石寓主泉新妻余氏，生子一人名后芸，时方巳正，送挂面三碗来”；初四，“石宅小儿洗浴”；一个月后，“石氏子剃头，送肉一盌，鳊一盌来”。又如《老虎桥杂诗》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的“姚氏妪”，日记留下的也只是一些生活琐事，而并无不幸迹象：1898年农历三月上巳日，“下午近邻姚、邵二氏买小鸡六只，每六十五文”。再如，潘姨太太悲惨的命运始于1904年周氏祖父去世，“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并于1909年辞别而去，开始跟了一个本地的小流氓，后来不知所终⑨。而潘姨太太在花牌楼时期，不仅有女仆宋妈照料，生活还很悠闲。她爱好京戏，有一次为了抄两册两寸多长的石印戏本，因不会写字，所以“用薄纸蒙在上面，照样的描了下来”。此外，潘姨太太在家中也有一定地位，如她俏皮地挖苦周作人偷冷饭是“猫儿偷吃去了”⑩，且日记在1898年农历三月廿一还记了她过生日一事。可见，对潘姨太太的同情不大可能产生于周作人的少年时期，因为此时的她生活还是比较安稳闲适的。 概言之，周氏晚年回忆时，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印象很可能无意识间有所“修正”，客观上具有一定的“重构”意味(11)。也就是说，不排除“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周氏“哀妇人而为之代言”的女性观形成后营造的“心中之像”，而未必确切地构成了他早年同情妇女意识之生成的重要元素。 那么，周作人的早年生活中，哪些方面对他女性观的形成发生了作用呢?从史料观之，当是其读书从旁门而入的“非正宗的别择法”，以及有别于正统的家庭教育。 周作人自述在13岁那年的年底，读完了《论》、《孟》、《诗》、《易》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12)。自从出了书房门，十三经中只有《诗经》、《论语》、《孟子》、《礼记》、《尔雅》“曾经翻阅过一两遍”，其余“全部还给了先生了”(13)。周作人小时候看的最多的是小说，他曾这样说道： 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年的翰林……他当然仍教子弟做时文，惟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特别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通了之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14) 故而周作人说自己“国文读通差不多全靠了看小说”，“对于耽读小说的事正是非感谢不可的”(15)。他13岁到杭州，在祖父旁边学做八股文试帖诗，“平日除规定看《纲鉴易知录》，抄诗韵以外，可以随意看闲书”，在“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便是他所谓“杂学”的入门课本(16)。此外，他也读了各类杂书如关于乱世的《思痛录》、关于花木小论文的《花镜》、关于岁时风土物产的笔记，还有祖父订阅的《申报》等。可以说，祖父“自由读书”的主张和实践，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中，为周作人打开了一个缺口。 此外，周作人的祖父“介孚公”虽为一介翰林，但并非固守传统之人。他在狱中曾多次大骂“呆皇帝昏太后”；虽然对“主张维新诸人也不会有什么好评”，但也“不一定反对变法”。变法期间，周作人在日记中刚记下“奉上谕，科举改策论”，第二日见祖父，“便改定作文的期日，定为逢三作文，逢六作论，逢九作策”，可见“他也不是死硬的要八股文了”(17)。这种有别于传统教育的家庭环境，以及读书从旁门而入的“野路子”，使得包括礼教在内的正统文化对于周作人来说不再是思想的正端。就像他自己所说，他对“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以前所读之经”是“毫无益处”的(18)。这对他日后以一种开明的心态谈论女性的问题当会起到潜在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