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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谈及周作人对女性问题的格外关注，有必要探究他青少年时期的思想状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脉络。1898年后，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两件大事——戊戌变法及庚子事变。而周作人记日记，也正是从这一年正月开始。 甲午一役，乃“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越三年而有戊戌变法。是年三月，周家长子鲁迅已“不及等祖父的许可”，决意前往南京投考水师学堂，而周作人“在花牌楼却还是浑浑噩噩，不觉得怎么样”(19)。观周氏当时的日记，除了吃食、购物、价格、游览、收发信等日常琐事之外，“科举改策论”是仅存的关于变法的记载。他自己也曾说：“政变的时候，我才十四岁，住在东南的海边，不懂得什么。”(20)直到庚子这一年，他还称梁启超为“九龙山道头子”(21)，可见他对维新志士不仅缺乏基本的了解，而且还带有一点“妖魔化”的意味。 庚子事变乃“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这一年，周作人在日记中密集地记录了与义和团有关的事件，还在书眉上大写着“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可见他情绪的激昂。然而，正如周作人晚年回忆的，他早年“赞成义和拳‘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但“又怀疑乃是‘顽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所以“这两重思想实在糊涂得很”(22)。因而，这种“攘夷”而“不排满”的思想，与其说是一种“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不如说是一种朴素的爱国激情。 真正使周作人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是他1901年秋赴南京水师学堂学习。他自己曾这样说： 虽然庚子年影响的重大，并不下于戊戌……就我自己来说，这影响不怎么大，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糊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江南水师，换了一个新环境……(23) 这种转变的具体动因，则与他在南京水师学堂的读书经验直接相关。周作人晚年这样回忆： 我在学堂这几年……所看的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的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有点关系的。(24) 钱理群认为，如果鲁迅没有给周作人带去《天演论》，他的学堂生涯，也许就会悠闲而自在地过去(25)。的确，自读《天演论》开始，周作人对西学新知的接受越发深入。而《天演论》之后给他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的著述。1902年正月，周作人先是接触了《时务报》；是年三月三十，又在同学郑仲泾处见到《新民丛报》，感慨“书极好而价巨，力不可胜”。七月初三，他从同学黄明第那里借来《新民丛报》十一号，“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感慨“令我有余慕矣”。此后数月，他陆续抄录梁启超的文字，托人购买他的书籍，同时在日记中正式介绍了梁氏的情况(26)。至1903年，他还热切地盼望读到鲁迅自日本寄回的《清议报》。从“美不胜收”(27)、“奇辟足以当当头之棒喝，为之起舞者数日”(28)的赞美声中，可以感受他的喜悦与激情。正如他自己所说：“庚子以后，在南京读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恍然如闻天启；读《饮冰室自由书》，觉得一言一语无不刻骨铭心，永不能忘。这时候的愉快真是极大，至今每望见梁先生还不禁发生感谢之意。”(29)此外，这一时期他还陆续阅读了《新小说》、《苏报》、《浙江潮》、《万国公报》等多种当时影响较大的进步刊物。 这些书报最直接的影响，是“排满”思想的产生。周作人曾说他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后来读了《新民丛报》《民报》《革命军》《新广东》之类，一变而为排满”(30)。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对于慈禧太后认识的转变，1899年周作人还在日记中祝祷“皇太后万寿”(31)；至1903年，则一变而为称“那拉”为“怪物”、“人妖”，斥其为“我支那之冤业”(32)。在这种心境下，他在家信中“历陈厉害”，拒接参加科举应试(33)；发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拼与八股尊神绝交”(34)。而与新思想对立的另一面，周作人也坚决拒斥，如批驳《劝学篇》“立意君主专制”、“生成奴隶根性”，因“此书一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为此大呼“可恨”(35)。 正是这种对于国家、民族时局的忧虑，加上思想“今是而昨非”的变荡与激情，使得年轻的周作人急需寻找一个“喷发口”，将自己的声音汇入救国保种的思想潮流中。而在晚清语境下，女性问题往往与民族救亡纠缠在一起。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的一段话很能代表这种认识：“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36)有论者指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过程依靠两种至关重要的媒体——小说和报纸得以实现(37)。晚清时期思想文化界对女子的“想象”，亦可包含于对“民族”这个国家“元概念”的“想象的共同体”之中；而这种“想象”的完成，也同样需要借助报刊、小说这种形式。 周作人南京时期所阅读的报刊，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不仅屡屡可见，而且很多都成为了那个时代颇具代表性的声音。例如，发表于《时务报》上的《变法通议·论女学》开启了晚清的女学之议；《清议报》“译录”的《论女权之渐盛》第一次将“女权”这个概念引入中国。还有《新民丛报》对“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的介绍，《新小说》刊载了讲述女英雄苏菲亚故事的《东欧女豪杰》，等等。正是相关阅读经验，很大程度上为周作人建构了一个囊括“女性”在内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共时性空间。周作人在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之一，便是藉由“女性”问题这个突破口，发出有关民族、国家建构的声音；而他此时的“攘夷”、“排满”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其同期的女性观中打下了一定的烙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