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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周作人最后在《女子世界》上发表文章(第2年的第4、5期合刊)时，已经是1906年新历的7月(44)。这一年夏秋之际，周作人与回乡完婚的鲁迅共赴日本。有关日本文化对周作人女性观的重要影响，已有论者述及(45)，其论断虽然或有偏于简单之处，但总体来说确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日本体验对周作人的作用。抵日之后，周氏在何震等人主办的杂志《天义》上，先后发表了《妇女选举权问题》、《绝诗三首》、《读书杂拾》、《防淫奇策》等一系列与女性相关的文章。从中不难看出，周作人的女性观较之先前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在《女子世界》时期，周作人对女性问题的认识基本来自于同时代的国人思想。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以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以及《新民丛报》等媒体为中介，来了解西方女性。这样经由“二手”得来的知识显然具有局限性，时间上也不免有所滞后。而日本时期，他可以直接阅读西方的外文杂志，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思考。他所写的《妇女选举权问题》分两期发表在《天义》上(46)。第4期《天义》出版时间是1907年7月25日，而周作人文章首句提到“本年三月，英国妇女杂志曰Women at Home者，刊有说丛，其目为问妇人应得选举权否……今略述如左”，结尾按语称：“以上译三月份《英国评论》所摘记者也。”在国内，关于女子参政问题的讨论虽肇始于晚清，但真正掀起热潮已是民初。相较之下，周作人1907年即已将同期西方思想界关于女性问题的前沿思考译入中国，探讨女性的政治权利，可谓得风气之先。 其次，此时的周作人不再一味鼓吹“女豪杰”、“女英雄”的思想，而是开始从文艺向度上探索女性的新角色。他的《读书杂拾(一)》介绍了“爱理萨阿什斯珂”和“乔治爱里阿德”这两位著名的女小说家(47)。爱理萨阿什斯珂“穷愁著书，历四十馀年”，“其杰作大抵描写波人促迫苦愁之状，读之可感”，“外国竞传译之”。提到乔治爱里阿德时，周作人引用了法国人洛利氏《文章通史》中对她的评价：“爱里阿德为文，其刻写性情，至可叹赏。文体灵妙，如在画图……无有一字一言不表写人间之行。”在中国古代，小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文坛正统看作品格趋俗，内容也往往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规范和塑造。直到民国初年，社会文化心理仍是认同女性的生活重心应放在家庭，而不宜涉足风花雪月的小说创作。在此背景下，周作人可算是对域外“女小说家”正式加以介绍的先行者，他在文艺方面的女性观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周作人对文学力量的重视与鲁迅的影响以及新的阅读经验关系十分密切。据他自己回忆，在南京时期“所受到的文学的影响，也就只是梁任公的《新小说》里所载的那些”，对于外文本的文学书看的极少；到达东京后，“下宿里收到丸善书店送来的一包西书，是鲁迅在回国前所订购的”。这些书使他“在那时候觉得有了新园地跃跃欲试”，于是就“用了《新生》的稿纸，开始写一篇《三辰神话》”(48)。有了这样的兴趣，周作人很快就成为鲁迅“介绍外国新文学”事业的“同志”，与之共同筹办《新生》杂志。鲁迅曾回忆，“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49)；但“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50)。对此，周作人发表于《天义》第8、9、10合刊上的《读书杂拾(二)》提到：“中国比来，人多言学。顾竞趋实质，凡有事物非是以利用厚生效可立待者，咸弃斥而不为。而尤薄文艺，以为文章者乞食之学……吾窃以为，欲作民气，反莫若文章。”(51) 周作人希望女子重视文艺，就像“斯妥夫人”《汤姆之小舍》“致兴南北美之战，而黑奴终释”(52)一样，是想借助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进步有所裨益。《妇女选举权问题(续)》的按语引“芬兰女士裴列伯瞿”的文章，意在说明芬兰女子为其祖国自由拼死而战，其一行径即“刊文状鼓舞国人”。这种倾向也体现在他对晚清一些女性只偏重实用生活技艺这一现象的批评上。如《绝诗三首(刺女界也)》中写道： 为欲求新生，辛苦此奔走。学得调羹汤，归来作新妇。 不读宛委书，却织鸳鸯锦。织锦长一尺，春华此中尽。 出门怀大愿，竟事不一吷。款款坠庸轨，芳徽永断绝。(53) 据周作人后来追忆，“此盖讽刺当时女学生之多专习工艺家政者”(54)。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中，他也有类似的感慨：“顾比者女子为学，仍以物质为宗，冤哉”、“留学生多营营于铁道工艺，嗟夫!是攘攘者，皆杀吾族精神之虫害也夫。” 再者，这一时期周作人从推崇“国民之母”逐渐转为无政府主义式的、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女性解放思想。他不仅不再呼唤救国的女英雄、女豪杰，反而对所谓的“爱国”嗤之以鼻(55)。1907年10月，清政府不顾国人要求废约的呼声，与英国达成借款筑路的初步协议。消息一经传出，以绅商为主角并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拒款保路斗争”迅速在浙江蔓延起来，并成立了群众性的保路组织——“浙江国民拒款会”。绅商们带头慷慨解囊，其它阶层亦踊跃购路股，“民气之感奋，实所仅见”(56)。正当家乡的爱国风潮如火如荼的展开时，周作人却在《中国人之爱国》一文指责这场风潮，评论参与的人“若辈蠢蠢，所为支离，莫可究诘，徒增悯叹，然流毒曷有已耶”。他认为“国民拒款会”和“女子保存国权会”，与“吴紫英创办之国民捐”一样的谬误。这里提到的“吴紫英”，即严复为之作传的“以慈善爱国称中外女子间”(57)的吴芝瑛，她曾在上海劝办女子国民捐；为了筹款，“每日临帖，随写随印，售价全数充捐”(58)。这样一位爱国女士的行为在彼时周作人的眼中竟是谬误和愚蠢的。从中可看出，周作人对女性的希冀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周作人同期发表的《防淫奇策》(59)立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从“食色二端，为人本性”分析了“淫盗”猖獗的现象。文章指明，正是由于对“食色”的限制，使人人“不能遂其性”，所以“淫盗之恶遂生”；而其根源就在于“以人人私有其女子并私有其财产也”，“岂知以女子财产为私有者，已犯天下之首恶”。他还认为被强迫的婚姻是不可能和睦的，“非出于自由恋爱，则男女之大欲不克遂，淫恶之生，乃事理所必然”；甚至提出由于情欲得不到满足，“女有外遇，或(偶)犯旁淫，亦事理所必然”。由此可知，此时周作人已开始从性的方面着眼关注女性的生命欲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