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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关金文的释读，最早见于《汉书》。据《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时，在美阳，也就是今天陕西扶风法门寺一带出土了一件鼎，上面有铭文。时任京兆尹的张敞对铭文作了考释。金文引起学者的普遍重视，缘于宋代金石学的兴起。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作了一次著名的讲演，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在讲演中，王国维特别指出，“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讲的就是这件事。 今天我们知道，我国最早的青铜器铭文，见于商代前期。商代末年，铭文字数显著增加。已知最长的商代铭文，是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四邲餂其卣，盖器同铭，加外底有四十六字。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的一件商末的卣，有四十九字。周代一开始，就有青铜器铭文显著加长的趋势。道光年间周原出土的天亡簋，是武王时器，铭文已近八十字。作于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竟有一百二十余字。从西周中期到晚期，长篇的铭文进一步增多，字数也达到顶峰。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多至四百九十七字，是所有青铜器中单件字数最多的。 许多青铜器铭文反映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可以作为传世文献的佐证和补充。清道光年间在山东梁山发现的太保簋记周初讨伐商纣之子武庚之事，与传世文献《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可相印证。何尊铭文说：“惟王初迁宅于成周……惟王五祀”，印证了《尚书大传》所记周公摄政“五年营成周”。1948年河南洛阳发现的保卣有“遘于四方会”字样，可与《尚书·康诰》“四方民大和会”相对照。2003年，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的佐盘，铭文共二十一行，三百七十三字历叙其先世如何服事历代周王的事迹。同时也就列举了文王以来诸王的名号，完全证实了《史记·周本纪》的周王世系。这和王国维利用甲骨文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具有同样的意义。 李颖您研究青铜器一贯很重视从古代制度的角度来探索问题，能不能谈谈金文在古代礼制研究方面的意义？ 李学勤这是我们的研究方向的问题。我一直主张，应该从“礼”的角度去研究金文。因为众多的青铜器本身就是礼器。如果与礼没关系的话，就不会做出青铜器来。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如果不跟礼制结合起来，就不能研究，就无法理解。当然，古代礼制包括官制，职官的制度。所以，《周礼》又叫《周官》嘛。我觉得，不管研究甲骨还是金文，都不能离开文献去研究，不能离开古代的传世文献。因为，传世文献典籍千锤百炼，已经传过多少年了，有点儿后人掺进去的东西，那是完全可能的。这没有关系，基本内容是不会改变的。《周礼》是直接可考的。从东周推到西周，从西周推到商代，从商代再往前推。我想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方法，离开这个方法，就是瞎猜。瞎猜的东西，现在证明没有一个是猜对的。 另外，如前面所说，研究青铜器要从形制、纹饰、铭文和功能等多方面来进行。从1931年开始，在河南浚县辛村、北京昌平白浮、陕西泾县高家堡、甘肃灵台白草坡与河南洛阳林业学校等地点，陆续出土了一类异形青铜兵器。这类兵器大多不切实用，是为礼仪特制的。有学者以之与《尚书·顾命》所记康王继位典礼所用仪仗相对比。这类兵器迄今只见于西周早期，当与周初“制礼作乐”有关。这类例子说明不能只从狭义的文献角度来理解和研究青铜器。 李颖礼乐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不过古代制度并不限于狭义的礼乐制度，记得您结合金文文献对周代土地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