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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小书写得还是比较早的。那时候年轻，胆子大。要是现在，就不敢写了。 我在《序》里提到：这本书是在1954年写的。1952年，我到了考古研究所。我是1951年考进清华大学的，1952年暑假时，院系调整，清华的文科、理科都搬到北大。我应该跟着过去。可是，当时上海博物馆的郭若愚先生把《殷墟文字甲编》、《乙编》作了拼合，之后把这个稿子寄给了郭沫若。郭沫若当时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郭老没有精力看这个，就把稿子给了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当时院系调整，原在清华中文系的陈梦家，正好刚刚调到考古研究所。他是当时考古研究所唯一一个研究甲骨的学者。郑振铎就把这部稿子给了陈梦家。陈梦家看后，觉得工作还没有做全，还可以继续做。就跟郑振铎讲，这个工作还可以继续做，北京有一老一小两个人做过这个工作，是不是把他们找来再做。老的是指当时北京图书馆金石部的负责人曾毅公。曾毅公是加拿大学者明义士的学生，是明义士在齐鲁大学工作时的助手，专门学甲骨的，出过很多书。还有一个小的就是我。我是从1949年的时候开始在北图自己学的甲骨，我也拼了很多。那个时候学甲骨文的人很少，谁做什么，大家都知道。所以，考古研究所就决定把我们两个人借调到那儿去工作。这个工作一直到1953年才结束。 这本《殷墟文字缀合》是1955年出版的，以郭若愚、曾毅公和我三人名义出版，里面有郑振铎的序。实际上序文是陈梦家写的，一看就知道是陈梦家的文字。 1953年底的时候，历史研究所筹备成立。前两天，我还在一个大会上讲这个事。考古研究所是1950年成立的，到1953年已经成立比较久了。考古研究所已经决定要把我留下来。可是，留下来的手续有点困难。正好，那个时候有个机会，我认识了侯外庐先生。他当时是历史二所的副所长，西北大学的校长，正在筹备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先生就把我招进来了，就这样我到了历史研究所。进了历史研究所，我就向考古研究所报告，考古研究所负责人说，你进历史研究所，可以把进中国科学院的手续问题解决。你先到历史研究所，然后我们再把你要回来。结果，后来他要，历史研究所就不给了。 李颖也就是说，您是1952年到中国科学院参加甲骨文的缀合工作，1953年正式参加工作，按编制是1954年，是这样吗？ 李学勤对，1952年我已经在中国科学院了，是在考古研究所那边。因为没有正式编制，还算借调性质。所以我的工龄，这两年就没算。我现在说是1953年工作，1954年正式工作。因为1954年历史研究所才成立。1953年是筹备，不算正式成立。所以，我是最早到历史研究所的人员之一。明年就是历史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了。 我们在考古所还有一份工作，就是整理刘体智的甲骨。刘体智所藏甲骨全部交给了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那批甲骨很多，两万八千片左右，我们拓了出来。刘体智晚号善斋老人，所以这部拓本就题名叫《善斋所藏甲骨拓本》。 那个时候，我读董作宾的《殷历谱》。《殷历谱》的一个特点就是把甲骨文排谱，是根据历法来排的。我就想，你由历法可以排谱，我从地理也可以排谱。我借鉴了董作宾的方法，但是角度不同。 《殷代地理简论》想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即殷商王朝的政治结构、疆域面积，主要城市位置和山川名称，殷商时期的主要方国以及这些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等等。我一到历史研究所，就做侯外庐先生的助手。一切工作听他的安排。那时候，整天坐班，一天到晚都得呆在所里，不能回家，白天也不能做甲骨文研究，所以就没有时间做这个事儿。后来，我把稿子修改了一下，1956年底或者1957年初的时候，把稿子交给了科学出版社第四编辑室。那个时候，张政烺先生的夫人就在这个编辑室里，所以我认识她比张先生要早多了。(笑)她是负责编辑的，叫傅学苓。那个时候的书稿不用作者看校样，给出版社就算完了。可是马上“反右”了，很多工作停下来。所以，这个书就没有出，一直到1959年才出版。实际上，我写这本书是在1953-1954年间。1954年基本完成了，后来补充了一些新材料。1956年底1957年初，“反右”以前就把稿子交给出版社了，可是正式出版却是到了“大跃进”以后。 当时看来，《殷代地理简论》所设想的殷商地域似乎过于广大。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十九岁。那个时候，胆子大，没有那么多的顾虑。由于各种原因，早期学者大都以为卜辞所及地理仅处于以河南北部为中心的一个相当小的圈子内。这种成见，已经被近年来广泛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从根本上打破了，许多事实证明，商文化和直接受商文化影响的遗存，其分布的地域，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想像。因此，我们探讨卜辞地理，必须将眼界大为拓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