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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在的诗性选择 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荒凉”，新世纪以来，王家新写了大量诗论，但他并未放弃实践，依然在写着诗。在经历了人生转变后，王家新最后还是选择大学作为自己的归宿，这符合他的知识分子气质，也让他在精神追求上转换了方式。以前那种带着悲剧意味的写作，越来越聚合于一种放松、自由的境界，这可能是尊严写作的另一个向度。 诗人的最高境界，或许就是写出“人与世界的相遇”，这要通过感受来创造，也要通过理解来完成。“在一个人的死亡中，远山开始发蓝/带着持久不化的雪冠；/阳光强烈，孩子们登上上学的巴士……/但是，在你睁眼看见这一切之前/你还必须忍受住/一阵词的黑暗。”(《布罗茨基之死》)这仍然是诗人关于生死的对话，沉郁、肃穆而庄重，给人信任感。这样的写作源于诗人一直以来的大“承担”，这种承担体现在他所推崇的流亡诗人身上，就是与专制抗争的正义气质。“在一个依然是集体主义的时代，希望仅在于个人不计代价的历险，在于一种彻底的偏离：在那些小小的流派之外，是伟大的游离者。”(14)而王家新对这些诗人的理解，有一种心灵上的相通。确实，1990年代初中期，他在欧洲期间的诗作带着浓郁的“流亡的气息”，“流亡的人把祖国带在身上/没有祖国，只有一个/从大地的伤口迸发出的黄昏/只有世纪与世纪淤积的血/超越人的一生”(《布拉格》)。身在异域之人，往往会有这样的切身感受，王家新也不例外。虽然他并没有经历那些诗人的残酷遭遇，但他感同身受地理解了他们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创伤，当这些在诗人身上发酵时，一种共鸣感油然而生。这是他在命运书写上的内在选择，仍然基于一种承担的指向。 而从王家新新世纪以来的写作看，有人发现他好像有些远离过去的“承担”，至少是从他的诗歌中难以看出。虽然他这些年投入在具有承担意识的诗人保罗?策兰上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对他的译介、评论和研究，在国内可称得上专业精深。然而，他内心的那个高度依然没有下降，他深知当下诗歌的优劣。而对于承担，他在新世纪初有过阐释。“在我看来，承担首先是‘向内的’，是对个人命运的承担，是对困扰着个人的那些人生和精神问题的承担。……承担，首先是承担生命之重。除此之外，一个诗人当然还应有一种更大的关怀，因为‘人生的’也就是‘历史的’，‘语言的’也必然会是‘文化的’。在此意义上，一个诗人不想承担也得承担。当然，是以诗的方式承担。”(15)以诗的方式承担，这不是随便的言说，而是为诗赋予了某种责任，它的领受者不仅是诗人，还是他所处时代的一种语言体现。 诗人选择承担有他内在的精神动力，可能是苦难和悲剧，也可能是一场人生的变故所致。诗人在海外期间写过一首长诗《回答》，那种深沉的语调既像是忏悔录，又如同与生活和解的宣言，还夹杂着对人生理解的宽恕和最大限度的容忍。那种告别一个时代的声音，当能在严肃的阅读中打动我们，这时它就是一部诗人在命运无常的变化中的个体承担史。“人人都在‘真实’的名义下为那荒谬的一切/而战。我不再辩白，我也几乎不再关心/自己是谁，而只是想说：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你的痛苦，你的生活，你的可怜的真实/只是这部伟大传奇中的一个细节。”这种言说如此决绝而痛快，诗人在尖锐的语言利刃下写出了一种语言文明的力度。“是到了再见的时候了——平静下来，你仍是我亲爱的人，/平静下来，愤怒会化为怜悯，而挽歌/也应作为赞美出现。/我们有过那么多患难相助的时刻，相亲/相依的时刻……”这是一种自我拯救的途径，他放下了，认同了，化解了，一切都会在承担中重新获得意义。人生的那些刻度会记录下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疯狂和愤怒，悲伤与怜悯，大都以诗的形式得到了最终定格。 王家新那些带着重量感的写作，确实是凭借内部的情绪来打动人，但他仍然渴望以更真实的书写来面对生活的丰富变化。没有细节的支撑，一首诗很难获得结实的躯壳。那些激昂的言说，更多时候显得空洞、乏力。王家新也并不是完全以“知识”的方式发言，他之前指涉的是精神的重量；新世纪以来，他回归到了一种“实”，现实或历史的语境都化为了具体的细节，个人的承担突出的是一种自我的在场。“在我家附近的水库里，一到冬天/就可以看到一些垂钓者，/一个个穿着旧军大衣蹲在那里，/远远看去，他们就像是雪地里敞开的鸦群。”(《冰钓者》)这样的“写实”对于王家新来说，是一个大的转变，并不像有些人说他的写作“无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不仅是语言上的，更是心境上的：他不再把诗歌局限于一种情绪流的滑动，而它也可以是对生活的记录。这样的认知，是一位诗人持续性写作的保证，否则，他的路可能会越走越窄。激愤者不可能永远保持昂扬，但他需要变化，这变化不是推翻自己，与自我决裂，而是微妙地转型。由此，我理解诗人这样的辩解：“不错，我的一生都在唱同一支歌，/这支歌我已唱了很久很久了，/这支歌尚未抵达到/我的喉咙/”(《新年第一首，兼给一位批评我的诗“无变化”的人士》)这种隐喻性言说，只有诗人自己能明白，他的清醒就在于坚持，以及在这坚持中的学习、理解和变化。 王家新没有像很多诗人那样将“语言的炼金术”表象化，他只是将其内敛地转化到了节制的修辞中，很多人觉得看不出“创造”的痕迹，没有多少语言的新鲜感，这种认识是不是一种误读?他其实很明白诗人对待语言的态度，这是写作最首要也是最基本的立场。“无论如何，诗人，仍是那种要努力在语言中标出灵魂的‘吃水线’的人(《船上的故事》)——在具体与抽象之间，在声音和意义之间，在诗的张力和它的精确之间。如果说近些年我在诗艺上有所‘进展’，这些就是。反讽的技艺、抽象的能力、语言的炼金术，‘微妙过度的音调’，等等。”(16)诗艺的贯注就是依靠这些内在的历练，以及敏感的心智。“我希望自己的语言是一种出自生命体验而又富有质感的语言，或者说，是一种能与我们的生活经验——它当然也包括了身体经验——发生一种深刻‘摩擦’的语言。这样的语言不仅要有效地作用于人们的感官，更要抵及到人们的内心。”(17)另外，王家新的诗歌一直以来都走的是散文化路径，他并非那种靠语言的想象去抓住读者的诗人，而是凭借内心微妙变化所激起的诗意。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注重语言的锤炼，他只是将其内化成了一种精神气质。他的这种变化，其实是更为内在的选择。 我仍然相信，无论王家新在语言上作出怎样的选择，他仍然是一位在精神上有追求的诗人，他绝对不会满足于语言的冒险，他还要寻求思想的突围。虽然布罗茨基说：“在诗歌中，如同在任何地方，精神上的优越总要在肉体的层次上遭遇抵抗。”(18)但精神的理想主义前行势不可挡，即便有难度和困惑，那也是他的方向。“诗，仍存在于它自身的艰难之中。他的深度与高度、伟大和光荣，也只存在于这种艰难之中。”(19)艰难是一种障碍，但也是动力，诗人就是凭借着克服艰难的冲动，才会一直往前走。就像他在诗中所言：“活到今天，要去信仰是困难的，而不去信仰是可怕的。”(《变暗的镜子》)重建当下诗歌写作中个体承担的精神，可能就是他的信仰。虽然这条信仰之路困难重重，但是诗人克服的过程，就是写作精神的重构。 从其近年言论来看，王家新是愈发明晓自己的“局限性”，因此，他才会去平视生活，将所有的真相还给生活本身，而不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然而，平视生活并不是一种屈服，不是对承担的放弃，而是对生活的另一种延伸与拓展，对写作的命运感和历史感的重新持守。王家新作为当代诗坛“刀锋”的力量，就在于他的坚持，比其他人更为内在的思想和语言守护。 注释： ①④王家新：《“理想主义”与知识分子精神》，《坐矮板凳的天使》，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96-97页、第97页。 ②程光炜：《王家新论》，《程光炜诗歌时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③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⑤王家新：《取道斯德哥尔摩》，《取道斯德哥尔摩》，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⑥⑧(14)王家新：《谁在我们中间》，《取道斯德哥尔摩》，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第63页、第65页。 ⑦(13)王家新：《站在父亲一边》，《取道斯德哥尔摩》，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第78页。 ⑨⑩王家新：《〈游动悬崖〉自序》，《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6页、第17页。 (11)王家新：《诗歌与消费社会》，《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1期。 (12)王家新：《在一部电影结束的雨声中》，《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15)(17)王家新：《回答普美子的二十三个问题》，《为凤凰寻找栖所——现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9-290页、第292页。 (16)(19)王家新：《“你的笔要仅仅追随口授者”》，《诗建设》总第9期，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18)[美]布罗茨基著，刘文飞译：《文明的孩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