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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家新的写作有种一以贯之的精神，那就是承担，从时代的承担到个体的承担，从语言的承担到灵魂的承担。因此，他不是那种反差很大的诗人，从无跟风或随潮流而动，这样一种坚守和持续性，正是其作为诗坛常青树的保证。从大学阶段开始写诗，到经历1980年代诗歌的“灿烂”，再到1990年代的凌厉出手，最后到新世纪的日常回归，王家新走了与很多诗人不一样的写作之路。正是这种不同，造就了他独异的诗歌风格：以沉重的笔调见证时代的变迁、伤痛乃至荒谬，极富历史感和命运感。这种精神至上的书写，让王家新成为1990年代诗歌的标杆，同时也为他日后的创作和转型提供了另一种艺术的向度。作为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诗人，王家新诗歌的价值体现在他出示了自我警醒的维度和灵魂超越的力量。 一、灵魂的审判 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曾入选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一课，这对于王家新来说是不是一种幸运?想必他不会因此而太得意，因为他对自己大学期间写的这首诗并不满意。可能诗人认为这样的诗过时了，不太符合自己后来更具现代感的创作风格。或许没有悔其少作的意思，但诗人很少再提及这首诗。很多人知道王家新，大都因为他那首流传甚广的《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诗最能佐证王家新作为一个厚重诗人的分量。虽然此前王家新已写诗10年，且有了广泛影响力。如他所言：“我现在写诗/而我早年的乐趣是滚铁环/”(《简单的自传》)。滚铁环的乐趣肯定和写诗不一样，但它总归是一种诗意的铺垫。也就是说，他在1980年代的沉淀就是“诗心”的积累，在1990年代的爆发，为其带来了另一场语言的景观。 王家新在1990年代初的用力，很大程度上是对精神的抗争，甚至有一种深重的使命感。“在时代的喧嚣和骚动中，似乎只有那些‘来自过去而又始终就在眼前’的精神亡灵，才对我的写作产生一种激励，才使我感到自己又和千百年来人类运转不息的精神结合在一起。”①那些“精神亡灵”和诗人的现实命运联结在一起，就成了他写作的牵引力，让他去洞察命运背后的真相。“越是有命运的挤迫，他生命中便越能焕发出耀眼的光芒，他的诗，也越能趋向于一种沉实和厚重。”②凸显命运感是王家新诗歌的精神底色，他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水到渠成。这种自然更趋近于内心的隐秘，性情决定了他不可能太过张扬，太锋芒毕露，于是他向内进发，将生命的救赎写实了。 1980年代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收获期，因为幸运的诗人们赶上了诗歌的“黄金时代”，他们在那个辉煌的年代以荷尔蒙写作完成了对青春的祭奠，也以反抗的方式结束了“灿烂”的诗歌精神。王家新没有去追赶青春书写的潮流，不知是他有意错过，还是他真正在作自己的积累，我相信，正是1980年代那“蓬勃的诗歌精神和诗歌想象力”③为其带来了命运的启迪，这样才有80、90年代之交别人都放弃或转向时他那奋力的一跃，一首《瓦雷金诺叙事曲》和另一首《帕斯捷尔纳克》，为他带来了声誉，何以如此?因为一种诗歌精神。这种诗歌精神，在王家新看来是“知识分子诗歌精神”，他还对此作过阐释：“知识分子写作，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故作斯文的写作；在我看来，这不仅体现为在任何环境压力下对人类精神命脉的坚守和维系，还体现为一种把自己严格限制在自身工作范围之内的文本意识，体现为对自身的不断反省与对各种蛊惑的抵制……”④当这种精神支撑着诗人坚守于诗歌现场时，1980年代的那些冲动写作可能就会显得幼稚了。对于诗人来说，这种诗歌精神显然和一些名字联系在一起——叶芝、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等——正是他们的诗作让一个汉语诗人获得了营养。他的风格也代表了当时写作的一个方向：沉重，忧郁，带着某种责任意识。 其实，作为一个南方诗人，王家新似乎应是灵动的，但我们读其诗作发现并非如此，他要抵达的是一种真诚，由内向外敞开一个情感的世界。就像他所欣赏的欧洲诗人那样，在瓷实中出示厚重的美学。然而，这种地域划分并不科学，王家新本人也有过解释，从南方移居到北京后，“我开始希望我的诗歌语言中透出一种能和北方的严酷、广阔、寒冷相呼应的明亮。”⑤我们在读王家新的作品时，也会发现他的诗不少都是取景于北京的冬天，那种寒冷逼示出了诗人内心的困惑，他的表达也因此来得更真切、有力。“即使在冬天里写作你也要记住：这只能是从你的诗中开始的雪。”⑥当那些冬天的意象构成了其诗歌的厚重质地时，我们能感觉到他书写时代挽歌的力量，他郁积内心的那些情绪，需要合适的方式释放出来。 “世界存在，或不存在/这就是一切，绝壁耸起，峡谷/内溯，一个退守到这里的人/不能不被阴沉的精神点燃/所有的道路都已走过，所有的日子/倾斜向这个夜晚/生，还是死，这就是一切/冬日里只剩下几点不化的积雪/坚硬、灿烂，这黑暗意志中/最冰冷的/在死亡的闪耀中，这是最后的/蔑视。高贵。尊严/星光升起，峡谷回溯，一个穿过了/所有港口、迷失和时间打击的人/最终来到这里/此时、此地。一，或众多/在词语间抵达、安顿，可以活/可以吃石头/而一生沧桑，远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及高高掠过这石头王国的鹰/是他承受孤独的保证/没有别的，这是最后的营地，无以安慰/亦无需安慰/那些在一生中时隐时现的，错动石头/将形成为一首诗/或是彰显出更大的神秘/现在，当群山如潮涌来，他可以燃起/这最高的烛火了/或是吹灭它，放弃一切/沉默即是最终的完成/”这首《最后的营地》，属于典型的王家新风格：即便是冰冷的景观，最后也要抵达对人世的理解，这里有沉重的困惑，也有无奈的叹息。诗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这样，他的严肃和庄重，对应的正是诗歌中黯淡的人生感受。 王家新虽然经历了1980年代嬉笑怒骂皆成诗的时代，很多诗人都在幽默中唤起了一种才子般的感觉，但是王家新没有。他并未像同时代诗人那样在语言的变换创造中寻求新鲜感，而是选择在沉重的精神领地里消化那些欧洲诗人和作家所带来的营养，并对接自己的精神遭遇，由此留存了1990年代初那段令很多人感觉苦涩的记忆。王家新那一时期带有挽歌色彩的诗作，现在看来就是灵魂的审判，一方面是对自我的内省，另一方面，则是对时代的反思。但他没有以“介入”的方式来作公共性审视，而是以个体的悲愤化解了宏大事件中的难题，带有宗教般的神圣性与力量感。他在否定和质疑中试图接近内心的真相，这种真相如同精神流亡后的无处归依；当诗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时，他将现实的遭遇化作了精神书写的一部分，所以他才会去写承受的重量。诗人要承受的不仅是外在的压力，而更多的还是自我内心的那份不解，即对存在感的追寻，或对荒诞现实的反讽。 这个时期的诗，对于王家新来说是有难度的，他挑战了1980年代的诗歌氛围和文化气场，让它们在自己的写作面前变得轻飘起来，尤其是他那些隐秘的内心感受通过沉重的文字得以展现时，有一种深深的苦难感。这种苦难感不是记忆回访所致，而是诗人带着一种悲剧书写的自觉；他的领悟是伦理反思所激起的创伤，历史和现实的灾难投射到诗人的内心时，他需要将其转换为一种诗意的可能，而且还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建构精神的原点。 在很多诗人经历中年困境时，王家新却从中年开始了他另一条诗歌之路，这是其与众不同之处。当那些早夭的才子、过气的词语爱好者在读者中形成小规模影响时，王家新以他的厚重抵抗了那些表象的喧哗。他的写作追求真挚，有时甚至是笨拙的，“我的‘笨拙’，也并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试图使一个人的写作更具难度、更具有艺术整合性和内在力量的努力，否则它只是笨拙而已”。⑦难度写作，对于王家新来说，不仅是语言和技艺上的难度，更是精神和思想上的难度。那些潜在的生活之困让他不可能随意下笔，触及灵魂的书写，是在承担前提下的自我对决。他的坚守不是抽象的乌托邦，而是要为汉语诗歌提供一种价值观。也就是说，王家新的承担美学有别于1980年代热闹的江湖气，“承担”二字让他保持了严肃的格调，因此在他的诗中才会有那么多追问、质疑和考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