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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话思想性 我想，正是一种不安定和不满足，会让一个诗人在语言创新和思想探索的路上踽踽独行，且孤寂地坚守那个理想中的高度。王家新一直有他自己的高度，他不轻易去降低，因此他的孤傲给其诗人形象带来了一些误解。比如他对西方诗歌大师的学习和借鉴，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唯西方是从，这种印象让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他在外部所引起的争议与他的诗歌心理有关，包括在写作中所设定的高度和透出的“开放”策略，都让他成为了批判的靶子。而他的书写实践是否达到了自己所定的高度，这个疑问我们无法解决，只有诗人自己在这个高度之上的思索能化解这一命题。其实，诗人为自己所制定的高度，只是一个方向，即便没有达到，能够无限趋近，也就是对一种“承担”的完成。因为他在这高度中找到了自我的空间，不管外面有着怎样的闪转腾挪，他能持守住内心的现实，这样也就保证他不会太远离本心，从而达到开阔之境。 当“命运”这个词进入到诗人的视野时，他的书写就不会太轻浮。他将人生的命运感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其所获得的就是经验转化的力量。当生死、高贵、尊严和灵魂、意志、召唤这样的时代大词出现时，阶段性的历史沉重就构成了写作的现实语境。个人淹没在现实的庞大集体里，只会显得渺小且微不足道；而一旦个人对接了时代的悲剧，体现在诗人笔下的风度，或者说在他身上所投射的气质，就是为了尊严写作而拥有的准则。作为一个时代精神的记录者，他的诗歌不是以华彩的辞章取胜，而是在于他强劲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契合了一个特殊时代的美学选择。王家新的诗大都以对话的方式写出，他需要找到倾诉的切入口。“在我这里一直有个对话者，但是当我写作时，他消失了。于是我不得不把他重新追溯出来，从一种更深入的黑暗中。”⑧诗人一方面是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另一方面是和他者对话。与自我心灵的对话，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我的调整，“如果我的写作，能把我引向一种雨中的孤独的死亡，我就是幸福的。我已不能要求更多。”(《词语》)这就是一个诗人的内心独白，他的满足与否，都取决于能在诗中表达一种怎样的情感，孤独的或喜悦的，无助的或分裂的。孤独给诗人带来的并不是灾难，而是一种秘密的精神抵达，而且他还从中找到了自尊，这就是自我和时代之关系在写作上的见证。“而无论生活怎样变化，我仍要求我的诗中有某种明亮：这即是我的时代，我忠实于它。”(《词语》)诗人忽视时代的罪责，可能都会流于某种阴暗，但当我们习惯了书写黑暗和孤独的悲剧时，明亮与光荣反倒成了异数。诗人与自己对话，就是要以真诚的明亮来印证他所处时代的境遇，这才是一种存在感的呈现。 除了与自我对话外，王家新诗歌的思想性更多时候还体现在和他者的对话上。当两颗高贵的灵魂相遇时，不管是人生之忧，还是存在之难，都因此而获得了交流的契机。思想的对话不是攀附、顺从，而是平等的沟通，包括诗人所渴求的高远，都是基于一种赋予其启蒙意识的自觉立场。他的诗学一方面是忏悔，另一方面就是反抗——对既定原则的某种打破。“诗人不安起来。欢快的语言/收缩着它的节奏。/但是，他怎忍心在这首诗中/混入狼群的粗重鼻息?/他怎能让死亡/冒犯这晶莹发蓝的一切?/笔在抵抗，/而诗人是对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严酷的年代/享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为什么不能变得安然一点，/以我们的写作，把这逼近的死/再一次地推迟下去?”在献给帕斯捷尔纳克的《瓦雷金诺叙事曲》里，诗人用一连串追问与这位俄罗斯诗人进行对话，传达了对诗人的痛惜之情，而这又何尝不是在勉励自己呢?这种追忆式的呐喊，与其说表达了对一位异域诗人的信任，不如说他是在寻找自我抗争的理由。这首诗的重量来自于双方对话的路径，它不是靠天马行空的想象就能完成的使命，而是需要恢复体验和共鸣的感觉力，让经验的对接不被虚幻的控诉所遮蔽。这是两个气质相仿的诗人所达成的灵魂交流的格局，在1980年代末期写出，确实有震撼人心之感。而稍后的《帕斯捷尔纳克》，是王家新再一次向诗人致敬的作品。这一次，他没有过分专注于对话，而是以自己的遭遇来印证时代的残酷，以及这样的时代给个体所带来的恐惧、不安与焦虑。“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为了获得，而放弃/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自己的土地!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在风中燃烧的枫叶/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诗人就是要寻求超越现实的精神维度，包括他的自我鼓舞和终极关怀，都不可能脱离自身的现实境遇来作凌空蹈虚的表演。 真正的思想性写作是不需要过多修饰和定语的，它就是诗人最朴白的表达，一针见血，直抵本质。王家新所书写的，是内心之诗，也是道义之诗。这里的道义不是道德规约，而是一种责任意识和承担精神。就因为有担当意识，他才会与自己对抗，和体制周旋，反映在笔下很大程度上就是痛感，是个体之痛，也是时代之痛。时代的过错和历史的罪责，给诗人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之痛，更是心灵之伤，这种心灵创伤就是个体遭遇的现实难题，诗人的回应通达的是抒发个人意志的书写之门。不管他是访问记忆，还是搜索现实，最终还是要在个人觉悟的基础上去领悟写作的力量。“我要求在我的诗中能够出现一种广阔的视野，同时又带有一种我个人的、或者说这一代人的那些最噬心的伤疼……换言之，我在试图形成一种能与历史的要求相称的个人诗学。”⑨那个时代王家新没有一头扎进“日常”，而是带着超脱之意来书写生活的疼痛。虽然他脱离不了时代性，但他所追求的精神有着普适的尖锐，往往能刺痛我们的神经。“又是独自上路：带上你自己/对自己的祝福，为了一次乌云中的出走。”(《纪念》)没有他人祝福的上路，确实显得寂寞、孤单，而这又何尝不是诗人的自我砥砺?他真的甘愿如此?任何孤寂都可能转化为诗意的言说，但也有可能会因此而流于绝望。“在你上路的时候没有任何祝愿，这就是流亡!”(《词语》)这一主题是王家新接触最多的，那么多流亡诗人在内心的纠结与煎熬中或失意，或无奈，或绝望，而惺惺相惜成了他们相互取暖和欣赏的唯一方式。这就是诗歌的思想所具有的力量，他所书写和尊敬的那些流亡诗人，都是曾经给他带来安慰和共鸣者，他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找到了存在的意义与写作的理由。 在思想性写作并未盛行的1990年代，王家新却在实践中准确地定位了自己思想写作的方向，这种逆向之举决定了他不可能放弃诗歌的边界，而去作精神上的随波逐流。所以，他的诗在表象上拒绝了技艺、结构乃至形式的表达，而偏向于精神剖析和思想困境的展示。“正是在对时代生活的所谓‘介入’中，我一再感到了个人在历史中的无力，或者说，一种荒谬感的加剧。这也促使我愈来愈了解到我们这些人写作的性质。”⑩他的这种承担或“介入”，跟朦胧诗人不一样，不是要为一代人代言，而是要以自我的方式来勘探时代的深渊。 王家新没有像很多1990年代诗人那样去追求后现代的解构性和碎片化，而是保持了严肃的格调，这可能与他的思想体系有关。当他勇于暴露内心的不安，然后去面对现实的喧嚣时，瞬间的对立又在他内心竖起了那道精神的屏障，他需要再一次重整，再一次启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