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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通过“拨乱反正”的除弊祛邪，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从极“左”政治化模式中拯救出来。然而，这种“去政治化”在带来正能量的同时，亦产生了值得关注的负效应，这主要体现在：文学史书写淡化或舍弃政治背景，或不写少写文学思想论争，或贬抑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或冷落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或过分抬高与大时代无关或疏离主流政治的作家作品等。为纠正此偏颇，必须辩证地认识现代中国文学与各种政治形态的双层关系，即宏观上窥察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与现代中国多元文学系统形成和演变的因果关系，微观上透析不同政治意识与不同样态审美文本构成的深微关系。 【关 键 词】“去政治化”/正能量/负效应/辩证思维 【作者简介】朱德发(1935-)，男，山东蓬莱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提出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主要指对“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范畴，其中包括文学史的书写、文学思潮流派的探究、作家作品的评论以及文学资料的搜集汇编等，也就是对构成现代中国文学本体系统的文学运动、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和文学史料四大形态的考析与研究。 自20世纪50年初将现代中国文学纳入体制内的法定学科进行研究起，直至70年代末，始终从政治视角切入，纳进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模式或苏式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范式给予研究，将现代中国文学的学术探讨逐步导向“兴无灭资”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使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成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两大阶级、两种思想甚至两条路线开展斗争谁胜谁负的晴雨表或前哨阵地，而且现代中国文学本体系统四大形态及其作家主体几乎都成了对意识形态实行全面专政的对象，这就是所谓“政治化”研究导致的最终结果。 对于这种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政治化”所带来的正效应或正价值且不论，只是它导致的灾难与弊病，上世纪80年代从极左政治思潮禁锢下获得解放的政界或学界的精英们，对其进行了批判与清算。尽管这次批判和清算受到干扰或阻遏，并不彻底，但毕竟使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化”模式的羁绊，冲决了一些极“左”政治设下的禁区，逐步跨入“学术独立”研究的轨道。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主体思维不再用一元化的政治理论特别是极左政治思维框架，上纲上线地硬套现代中国文学本体系统，或把它从政治上定性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学或苏式社会主义文学，并武断地判定现代中国文学是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或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力图“去政治化”把现代中国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审美系统或学术研究的独立对象。二是通过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摘掉了戴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或诗人或评论家头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帽子，恢复其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并撕去了贴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及其他文学史料上的“封、资、修”三个字的政治封条，充分肯定其“现代中国文学实绩”或珍贵文化遗产的学术地位；这就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思潮流派的研究以及作家作品的重评、文献资料的整理，开拓出一度被歪曲或被遮蔽的文学新天地。三是文学研究惯用的主观而机械的政治论及其阶级分析，和二元极端对立的政治认知结构，遭到质疑、拒斥或颠覆；系统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或者以人为本的人学思维范式或者人性论分析方法逐步取代了政治论及其阶级分析，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主导方法论，致使现代文学史书写、思潮论、流派论或作家论、作品论等研究成果无不“去政治化”或淡化政治色彩，增强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本体性。这样的“去政治化”或淡化政治色彩，增强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本体性。上述的“去政治化”研究是除弊祛邪的，所产生的学术成效是正能量的，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应该坚持下去的。 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越深入，我们越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往往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掀开一种遮蔽常常又造成另一种遮蔽；而要正确全面无偏斜地把握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方向并非易事，那种曾经出现过“东风来了有东风的现代文学研究，西风来了有西风的现代文学研究”的“风派”行为并未根本解决。说实在的，产生正能量或正效应的“去政治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并不是“过头”了或“出格”了；而是深入不下去，突破不了，一些深层问题解决不了，一些历史政治密码也破译不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忽视，在对现代中国文学“去政治化”研究过程中，伴随着正能量的产生，的确出现一种相反的倾向或另一种遮蔽，所带来的研究结果并非全是正效应，甚至是些弊端，因而值得认真考辨方可给出正确结论。而这种新偏向或新遮蔽乃至弊病，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不论是通史、断代史或者是专题史、分体史，都是尽量地淡化政治背景甚至去掉政治背景，只写现代文学本体的发展或者作家作品的流变史。这种“去政治化”书写的文学史，固然可以突显文学的本体性，切断文学与政治的瓜葛而使现代文学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审美系统，这种纯文学研究或纯文学史书写的学术追求诚可贵；但是笔者要问，这样的现代文学史书写，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构，或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能够反映出文学史的真实面目吗？如果新时期伊始所提出的“回到文学本体研究文学或书写文学史”口号，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泛政治化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及书写其文学史的有力反拨，对于恢复现代文学研究的本体地位和文学史书写的本体面貌以及把现代中国文学从牢固拴在政治战车上拉下来，的的确确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那么到了21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已经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负效应，即影响到现代中国文学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和文学史全景观的真实书写，因而就应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回到文学本体研究或书写文学史”的口号进行冷静地反思了。所谓文学的本体主要指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即文学形式与内容圆满结合的审美性，承认文学的特质是其文学性或审美性，亦承认文学的演变有自身的规律性，并形成了独立或特殊的审美文学系统。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文学史书写，若是专注于其本体性，那么这种本体性的形成或演变从来也没有离开现代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与政治生态。试想晚清的文学改良、五四的文学革命、30年代的左翼文学、八年抗战文学、“十七年工农兵文学”、“十年文革文学”、新时期80年代90年代文学、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它们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无不与文化语境和政治生态紧密相关。所谓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乃是历史的不可磨灭的真实。因此，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只强调“去政治化”，虽然取消了过去书写现代文学史过多过重的政治背景或政治话语，特别是那种有害于文学健全发展的极“左”政治，这是应该做的；但是必要的或有利于文学生成的政治背景也淡化掉了，这样的文学史书写不仅失去了不该失去的真实性，而且文学运动的形成、文学流派的产生以及文学作品的生成不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笔者最近阅读几部21世纪以来重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从其显示框架结构所拟出的章节标题到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的解读分析，“去政治化”的倾向十分明显，既没有对现代中国文学每个历史区段政治背景的简明勾勒，又没有对文学作品的政治内涵给出必要分析，该抹去的政治色彩抹去了而不该抹去的政治特色也抹去了。这样的“去政治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显出文学史的本体面貌，但是不该遮蔽的文学史本体却被遮蔽了。 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多元复杂的结构系统，虽然其中各个文学子系统的生成或演变与政治生态或社会背景的结缘有亲有疏，形成的联系有多有少，但是与政治生态或社会背景无缘无联的文学子系统几乎没有。即使那种标举自由主义、消遣主义旗帜的为艺术而艺术或者为游戏而游戏的文学，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政治那种政治的牵连，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尤其现代中国文学总系统中的新文学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相比，它是决定中国文学发展方向与基本性质的，所以新文学子系统的生成与演变须臾离不开政治生态或社会背景。况且物化的审美政治意识或政治内涵乃是新文学本体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维；特别是那些政治色彩或政治意味浓烈的文学创作形态，如果过度“去政治化”那就等于阉割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思想灵魂或掏空了它们的审美意识。早在五四文学革命后期，茅盾就批评过醉心于“艺术独立”的人们常常诟病文学上的政治功利主义，把凡带些政治意味社会色彩的作品统统视为下品，视为毫无足取，甚至要把带政治意味与社会色彩的作品都逐出艺术之宫的门外。针对这种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无知或误解，茅盾便放眼世界列举实例给以说明：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几乎都是趋向政治的或社会的，“克鲁泡特金说得好：第一，因为十九世纪的俄国人民是没有公开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他们对于政治的和经济的意见，除却表现在文学里，便没有第二条路给他们走。第二，因为十九世纪俄国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达到了极点，俄国的作家大都身受其苦；因为亲自受着腐败政治和黑暗社会的痛苦，所以更加要诅咒这政治这社会。所以浪漫的诗人普希金有时也要愤慨，而他的诗作不能全然没有政治意义和社会色彩”。尤其19世纪的匈牙利受制于异族的残暴统治，“政治独立是他们知识阶级中人脑子里唯一的观念；政治上不独立的痛苦，使匈牙利人宁愿牺牲一切以购求独立”，故而“匈牙利的政治史就是力争独立力争自由的血泪史”。以此作为文学生成的唯一的“政治的社会的背景”，必然导致“匈牙利文学史就是匈牙利的政治史”。①这不只是说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与其所处的政治背景结下不解之缘，而且说明文学与政治还具有同质同构性，也就是说政治之于文学既是生成的政治生态又是其文本内容的构成，是文学的实质本体。若我们研究俄国、匈牙利19世纪文学而过度坚持“去政治化”，那就意味着从本体上否定或解构了两个民族的文学系统。以19世纪俄国或匈牙利文学为参照，考察近百年中国新文学生成或流变的政治社会背景，有颇多相似之处。自甲午之战到维新变法，在文学改良运动中生成的“新民文学”或政治小说或爱国诗章，及五四文学革命中产生的思想启蒙文学或左翼文学运动生成的革命文学或八年抗战时期产生的抗日救亡文学或民族解放战争文学，或从40年代延安到“文革”十年所涌现的工农兵文学，以及新时期至21世纪问世的所谓主旋律文学，政治社会不仅是上述各种形态文学赖以生成的特定背景，而且也是它们构成文本必须蕴含的社会内容或政治意识，切切实实地铸造了现代中国新文学的本体。所以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能过度地“去政治化”或者不顾必要的政治社会背景而一味追求“回到现代文学本体”；否则不仅不能回到现代中国文学的“本体”，反而丢弃了现代文学本体内涵的政治性的重要维度，这不是增强了文学史书写的本体性乃是削弱了它的本体性。因此，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切记它的主流文学，从特定意义说这亦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史。 书写现代中国种种形态文学史的过度“去政治化”，还体现在不写或少写文学思想论争，或者折中调和异质的文艺思想斗争。若是不写现代中国文学通史或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或文学批评史或文学理论史，那淡化文学论争或者弃写文学论争并无大碍，对文学史的真实性不会影响太大。如果为纠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历史时期，现代中国文学史“政治化”书写所造成的“文艺斗争扩大化”、“文学思想论争无限上纲”或者“文学思想论争是非混淆真假颠倒”、“文艺思想斗争无中生有主观臆造”、“文学思想争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或指鹿为马乱扣帽子”等等弊端，那是应该肯定文学史对文学思想论争这一维度的“拨乱反正”的“去政治化”书写。要是这种“去政治化”书写并未达到“反正”的目的，而是取消或调和了“文学思想论争”的书写，那就背离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本来真相，漠视或忽略了现代中国文学生成演变的重要特点：与古代文学的自然演化相比，现代中国文学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肇始就伴随着文学思想论争，它既为现代文学前行导航又是现代文学运演的内在动力，所以文学思想论争不是现代中国文学史本体的可有可无乃是不可分割的；从这一特定意义来说，没有“文学思想论争”就没有现代中国文学史，也就没有现代中国文学不同样态文本的构成。拿五四新文学生成的第一个十年为例，文学思想论争极为激烈，其中“文白之争”尤甚。早在1935年郑振铎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写的《导言》中，便以一个文学先驱者的亲身感受与体验认知沉重地说道：“我们相信，在革新运动里，没有不遇到阻力的；阻力愈大，愈足以坚定斗士的勇气，扎硬寨，打死战，不退让，不妥协，便都是斗士们的精神的表现。不要怕‘反动’。‘反动’却正是某一种必然情势的表现，而正足以更正确表示我们的主张的机会。三番两次的对于白话文学的‘反攻’，乃正是白话文学运动里所必然要经历过的途程。这只有更鼓励了我们的勇气，多一个扎硬寨，打死战的机会，却绝对不会撼惑军心，摇动阵线的。”②“在那样的黑暗的环境里，由寂寞的呼号，到猛烈的迫害的到来，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兴奋与苦斗之中生活着。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是一步步的随了反对者们的突起而更为进步，更为坚定”③，最终取得白话文学战胜文言的胜利。这应是白话与文言激烈论争具有现场感的历史写真。正由于“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攻击的”，所以鲁迅“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人，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④。可见，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白话与文言的论争何等的剧烈，最终白话取代了文言是多么不容易！若是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淡化或不写这场新旧势力较量多次的“文白文学论争”，那很难说在文学史书写中已做到“拨乱反正”，更不能说已恢复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本来面目。由于任何重要的“文学思想论争”都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都有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所以现代中国文学史建构不写或少写文艺思想论争就是过度“去政治化”，那会导致文学史的失真。不仅五四文学的“文白之争”被一些新写的文学史淡化或调和了，而且30年代左翼文学和40年代战争文学的更为复杂激烈的“文学思想论争”也被一些重写的文学史削去了或从略了或调和了。因此，重写文学史在充分占有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文学思想论争”的真相可以重新认知、重新描写，甚至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对其重新评价，都是应该的。例如，左翼文学阵营与新月派的文学上“阶级论与人性论”的论争，对30年代文学创作及此后的文学建设影响深远，近30年的现代文学史书写无不重视对这场“文学思想论争”的重写重评；但也有的文学史则略写或不写，这就成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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