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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的过度“去政治化”带来的负效应，还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选择或评价上。左翼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在文学研究与文学史书写的“政治化”时代，格外受到青睐，而且评价亦高，成了现代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与方向；但是“去政治化”以来对左翼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冷落，其思想与艺术价值的评估也遭到贬抑。如果能实事求是地与其他文学形态平等对待它，那还是尚可的，就怕读者或学者潜滋暗长了一种审美心理取向：政治意识越强的作家越创作不出优秀文学作品，政治性越强的文学作品越缺乏艺术魅力。于是，认定左翼文学便是这样，既没有文学巨匠，又没有经典作品。由此类推，茅盾亦不是现代文学巨匠，其长篇小说《子夜》仅是一份高级的社会文件，毫无美学价值；鲁迅左翼时期创作的杂文在夏志清眼中也不算文学，“总印象是搬弄是非、罗罗嗦嗦”⑤。夏氏不是读不懂也不是体悟不出鲁迅杂文的思想价值和美学意义，而是抱着极大的政治偏见恶意贬低鲁迅30年代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或文艺思想论争所写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莫要小觑，夏氏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戴着“右”色眼镜对中国左翼文学的贬斥，并非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过度“去政治化”对他的影响，也许正是他对左翼文学的政治偏见或艺术至上影响了中国大陆学者对左翼文学的看法。当年，有多少青年学者把夏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视为破天荒的创新之作，争相传阅，借鉴参照。当然也不能否认，左翼文学在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时曾出现轻前者重后者的偏差，视文学为政治传声筒，创作上产生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文本，特别是文学所表现出的政治意识也有“左”的色彩，这种左翼文学的弊病早已被揭示出。但是，也要承认，不少左翼文学不是优秀之作就是经典文本，政治意识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完美结合。创作实践反复证明，政治色彩浓郁的文学作品不一定不是伟大的精品，与政治意识无关的文学作品也不一定都是艺术品位最高的文本；而关键在于文学所蕴含的政治意识与现实的客观的历史真实能否高度地吻合，即创作主体通过对现实社会政治的独特感受与深切体验并能够物化为既具历史真实又具艺术真实的审美文本。具体言之，左翼文学中那些“有政论性的特征的伟大作品，作家所宣布的主观的政治思想就总是和现实的客观的历史的真实相吻合”，“作家的政治思想或社会思想一定是社会性很广阔而深刻，是从政治的社会的斗争的表面深入到社会思想形态的斗争，还一定伴着对于现实生活的实践的伟大热情”。质言之，“一切作品的政论的性质总一定跟着生活的连肉带血的形象，一定是社会的诗的真实”。因此，左翼文学“在要求作家‘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或接受某种思想概念的同时，还应该要求作家要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入的正视，大胆的思索，无畏地说出真理的勇气和魄力”；“作家从生活里面掘发出来的思想和政治观念，在作品里表现出来不但是极自然，而且非常珍贵。我们固然不能要求每个作家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但在思想上庸碌，因循，或者只准庸碌因循，而不能或不敢大胆地深视现实和深入的思索，甚至简直是虚伪，却不能产生卓拔的艺术”。⑥在冯雪峰的学术视野中，许多伟大的作家“并不避去在自己作品里公然地宣布着自己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并且还有以政论为主，艺术为副，不过借艺术的形式来发表政论，而他们的作品却以政论性的特征，在文艺史上居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如“苏联的大众诗人别德芮伊，德国的报告文学者基希，我们自己的鲁迅先生，也是最显明的例子”⑦。冯雪峰1940年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及其对左翼文学的评价，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解读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仍有启示性的指导意义：既要正确对待文学作品的“政论性”，又要从文本的政治意识获取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性。 过度“去政治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所产生的负效应，不仅体现在对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的政治主题或政治倾向的生厌或拒斥上，也表现于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宏大叙事的冷漠或倦意上。所谓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大都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或者说都与中国近百年的政治改良、政治革命、社会变革、思想解放、民族战争或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或中越反击战、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政治运动”、“十年文革”、“改革开放”、反腐败、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政治事件紧密相关；尤其是现代文学的政治革命叙事、各种战争叙事的文本构成，乃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的艺术风景线。这众多的宏大叙事的文学作品不只数量多，与日常生活叙事的作品相比具有压倒优势；即使从艺术成就或美学质量上考之，也不乏优秀的经典文本。因此，无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还是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都应将带有强烈政治色调的宏大叙事的文学置于紧要地位。虽然近30年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重构，给宏大叙事的文本一定的关注，甚至对“红色文本”的重新解读曾形成一度的热潮。但是，与对待日常生活叙事如家庭伦理叙事、性爱恋情叙事、身体欲望叙事、私人生活叙事、个人生存命运叙事、生命悲欢离合叙事等文学的关注度、重视度、高热度相比，则差异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对待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政治革命或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的宏大叙事文学，青年学者很少问津，即使对“十七年”红色文本的重解重读也是在“民间艺术”上大做文章，而对于作品所蕴含的浓重政治意识却少见反思性的评判；甚至有些博士研究生选取论文课题力避对宏大政治叙事的革命文学或战争文学的系统研究，似乎一触及“政治”、“革命”、“战争”等这样的论题就有一种“谈虎色变”或者“厌倦拒斥”的潜在心理在起作用。若是以辩证思维考之，文学的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并非绝缘对立而是紧密相联的，往往宏大叙事离不开日常叙事作根基，而日常叙事也离不开宏大叙事作支撑，那种单纯以宏大叙事构成的文本或者单纯以日常叙事造就的作品并不多见；尤其在长篇小说的叙事中，这种纯粹的或宏大叙事或日常叙事更是罕见。常常被评论者所诟病的上世纪30年代出产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和80年代创作的“改革加恋爱”小说，若是把“革命”或“改革”视为宏大政治叙事而“恋爱”视为日常生活叙事，那么这类小说是否可算作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相结合的小说？可见，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在小说文本的建构中，只有相对的意义而没有绝对的意义。相对于宏大叙事，有些小说以日常叙事为主为重；相对于日常叙事，则有些小说以宏大叙事为主为重。如果这种认识是正确的，那在学者视野中就不应该持有偏见的研究或评述态度，或偏爱宏大叙事的文学或偏爱日常叙事的文学，或拒斥文学表现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喜爱文学流露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这都是不科学的，也不是求真务实的。只有以辩证思维和科学态度来研究或评述文学的宏大叙事或日常叙事，才有可能获得公正公平的审美判断或认知结论。 与冷对或忽略宏大政治叙事文学的研究或重评恰好相反，在有些读者或学人的视野中，越是与大时代无关或疏离主流政治的作家或作品，越是伟大的作家或伟大的作品，甚至在抗战大潮中远离时代主流漩涡而去亲缘汪伪政权也能成为伟大的作家或伟大的作品。前者有沈从文为例，后者以张爱玲为范。必须承认的是，在现代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中，由于极左政治制导而把沈从文其人其文视为“反动文艺”、将张爱玲与胡兰成绑在一起视为汉奸作家，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文学史上根本没有其位，这是文化专制造成的冤案；通过“拨乱反正”予以平反，恢复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并对其文学作品重新评述，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在过度“去政治化”的研究中，越来越不考虑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政治身份与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以及特定的政治生态，以艺术至上为标准即沿着夏志清对其评价的思路与尺度，越评越高，甚至抬到吓人的高度；似乎唯有沈、张才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巨匠，他俩的小说创作方是现代中国小说的最高典范，乃至当下对其研究的热度仍未冷下来。这样完全摆脱大时代的主潮、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而把一个作家及其文本作为一个单纯独立的审美对象或审美系统进行艺术至上的研究，所取得的审美判断或理性认识及其坚持的研究方法和评价尺度是否科学？这样的作家是否可以称之为无愧于中华民族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家？其作品是否能称得上中华民族所处伟大时代产生的伟大作品？这种过度“去政治化”研究所获得的学术成果是否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和时代的检验，值得深入思之。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将现代中国文学完全纳入政治化理论模式进行研究，弊大于利，甚至对现代文学是一种伤害与摧残，所造成的灾难至今记忆犹新，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而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及其此后，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去政治化”研究则是利大于弊。即使如此，对于所存的“弊”也不能听之任之，熟视无睹，必须认真对待，至少应从学理与研究实践的联系上解决一些突出问题，借以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的辩证探究。 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双层复杂关系。所谓文学与政治的双层关系，一层是着眼于宏观上考察不同的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与现代中国多元文学系统形成和演变的关系，一层是从微观上具体分析不同的政治意识与不同样态审美文本构成的关系；虽然这两个层次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都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如何结缘、结缘的深广度以及结缘的效果是有差异的。所以，要把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多层次的复杂而深微的关系探索透、阐释深、分析准并不容易，亦非本文所能做到，这里只能略论之。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生成与演变所处的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是非良性的。若植根于良性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的现代文学，就能健全成长、多元发展，呈现出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观；若扎根于非良性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那新文学的生成或不顺畅或被扭曲或遭摧残，甚至文学的运行仅是一花独放而百花凋零或走进死胡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明显的文学景象或文学命运，原因固然多多，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不能不从两种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的功能特点去探寻。良性的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对于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至少显示出这样一些功能特点：其一，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权力并不格外关注文学的生成或运动，既不把文学看成是“兴国大业”，又不把文学视为国家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放任”文学的发展或者不把文学的兴衰与国运政运联系起来，这种所谓的无为而治也许契合了文学茁壮生长的内在机制；即使现代政治制度或国家权力机构把“文学”作为一种“事业”来对待，甚至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设计或进入现代化运演轨道，只要是国家宪法或大政方针能够从根本上确保文学在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或社会生态，遵循文艺自身规律运行或者按照美的法则去创造文学，那么也能促进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日趋昌盛繁荣。其二，足以启动或推进现代中国文学改良或革命，乃至能够创造出代表性或经典性文学作品，这全赖于文化先驱或文学巨匠或艺术大家的创造潜能的挖掘或艺术天才的发挥；而良性的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有利于诱发或开发其创造能量或天才智慧，它或者承认支持其文学变革的合法权和文学创造的自由权。如果对他们在文学变革中获得的胜利佳绩以及创造的文学精品能从政治制度或国家体制的角度给予奖励，那更利于文学变革的深化与文学创作的繁荣。若是政权机构尊重文艺规律尊重创造人才，并在文学的改革或文学创作遇到困遏或阻力时，能给予明智的引导或物质支援；那文学的发展就可避免曲折，文学的创作也能避免颓势。总之，文学生成或发展的政治环境的民主化、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各种制度的法制化，这是文学创造主体自由探索、自由选择、自由追求、自由写作，以促进文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性的政治保障。其三，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学，不是一般的人学，而是形象化的情感化的诗性人学，也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因此，良性的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为现代文学的创建或发展提供的政治理论或政治意识是现代性的开放性的，既能优化或强化文学变革所坚持的文学观念，又能规范或净化文学创作所内含的思想意蕴，以引导现代中国文学向着与世界文学接轨的多元化的现代化的道路前行。欲创造具有人学特质的现代文学，政治制度及其政治意识既允许文学创作可以坚持在一切原则之上的人道主义最高原则，又承认对复杂人性的深刻剖析乃是现代文学人学本质的内在要求；既可以接受现代文学对社会形态、政治状况的肯定或讴歌，又可以承受现代文学对社会政治弊端的揭露或批判，充分发挥文学的褒与贬兼而有之的两大功能。因此，务必打开文学创作的一切禁区，赋予作家到任何人生领域或社会人间去独立自由感受、体验与发现、选择的权利，并将自己的独特的政治感悟或政治发现物化为审美文本，这是作家们所处的良性政治生态必具的功能。 至于非良性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对于现代文学的生成或演变所体现出的功能特点较为驳杂，并非都是劣性的或恶性的，也有的功能特点与良性的政治生态混杂在一起，面目并不清晰。但是，从主导方面来透析，应该看到非良性政治生态不利于现代文学的正常的健康的生成与发展，其主要的功能特点(政治生态的构成因素很多，本文只从政治制度与政治意识来考察)表现在：其一，政治制度所建立的政权机构，特别重视文学的政治功利及其社会职能，既将文学视为政治革命的螺丝钉又把文学作为所谓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大批判武器，忽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及其特殊规律，完全把文学拴在政治革命或政治斗争的战车上，导致文学创作的政治化；而文学的运演只能囿于“一条路线一个观点”的政治模式，只能创造一种形态的为政治服务从属于一种路线的政治化文学，文学的前行越走路越窄，荆棘丛生，最后走进死路。其二，政治机构对文学由强控制走向全面专政，扼杀了真正现代性的文学，以一种造神的“红太阳”文学取而代之。通过文艺整风动摇作家头脑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王国”，迫使作家从根本上转变立足点，然后将其纳入“兴无灭资”的政治斗争、政治运动、政治批判的从思想到肉体对作家实行专政的政治框架，以“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独裁政治意识推倒了作家以现代民主自由意识建起的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王国”；并给他们戴上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帽子”，全盘剥夺了作家的独立思想权和自由话语权，只能怀着人人自危的巨大政治恐怖去生活去写作。这种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是有害于文学创作的，造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空前灾难。其三，以政权来迫使作家只能坚持唯一的政治化的文艺路线和创作规范进行文学创作，既批判了人道主义又清除了人性论，必须驯服地认同唯有一种政治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唯有一条政治路线才是最正确的政治路线。它既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指路明灯，又是文学创作的政治灵魂。而作家则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唯一的文艺方针、唯一的政治思想、唯一的政治路线来创造新文学发展新文学。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在这种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上，虽然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学形态，但是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发展景观却一度消失了。假如在政治控制下迫使作家们坚持的文艺路线、政治思想、政治路线都具有科学性、真理性，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就不会出现大的曲折，更不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总起来说，现代中国文学百年的风雨历程，出现的小波大折，无不与上述两种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有关，若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过度的“去政治化”，那文学与政治结缘的真实面目就阐述不清了，成功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也会忘得精光。 以上是从宏观上对现代中国文学生成或演变与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之关系的粗略考察而获得的认识，以下再从微观上选取几个维度或层面来窥探政治意识与审美文本构成的关系。众所周知，具有政治色彩或政治哲理的文学作品，其题材的选择大都是宏大叙事，这是其固有的政治性；笔者且不考析，而重点剖解的则是文本中所蕴含的政治主题或政治意识的来源与性质：其一，政治主题或政治意识进入文本构成并不是创作主体外加的或者硬塞的，而是作者在提炼主题或内化审美意识的过程中将其所认定的富有真理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思想，或注入人物形象的灵魂，或融入故事情节或细节之中，或寄寓诗化的意境里。但是，凡参与文本建构的政治理念或源于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或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或来自其他思想系统，它们无不与作家的情感相融合，成为一种化入主体情感又化出主体情感的具有诗性的政治主题或政治意识，而那些能称得上精品力作的政治色彩浓重的审美文本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对这类作品的解读决不能舍弃政治的维度。其二，有相当多的审美文本中的政治主题或政治意识，不是源于既成的政治理念或政治思想，乃是来自创作主体深入现实社会生活、世间政治人生并联结着自我的生存命运，完全凭借自己敏锐思维而发现的政治主题且形成的政治意识。它具有独特的深刻性和犀利性，往往给人的政治理性启示远远大于既成的政治理念或政治思想。正是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真正具有真理威力的政治见识不是掌握在政治家手里而是蕴藏在文学家的政治感悟中或审美文本的政治主题内，“鲁郭茅巴老曹”创造的经典文本甚至王蒙、莫言的精品力作，无不蕴含着精到独特的政治意识，而这恰是他们文学经典的精魂所在。如果我们不从政治层面开掘重读这类文学作品，其不可取代的思想深度或政治意义就会流失。其三，还有大量取材于数千年政治历史的纸媒或电媒文学，所流露出或表现出的政治观、战争观、英雄观或伦理观、价值观，往往打上鲜明的传统政治意识的烙印；当然也有创作主体以现代思维对宏大历史叙事的独特体悟与感知所形成的政治主题或政治意识。尤其“十七年”在特定政治气氛下所创作的抗战文学与改革开放后在开明政治生态下所创造的抗战文学，两者所表现的政治主题或政治意识有明显不同；以及“十七年”围绕“两大改造”、“三面红旗”所创作的文学有歌颂乌托邦政治的倾向。因此，对上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复杂政治主题或政治意识要坚持正确标准给出公正的科学评价，我们能够淡化或丢弃政治视角和政治思维吗？ 由于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结下的错综纠缠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对其重新研究重新评价及其文学史书写，既要“去政治化”，又不能过度“去政治化”，务必坚持辩证思维理解政治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有分寸地深入地从政治角度切入来解读现代中国文学，以求有新的发现、新的突破和新的成就。 注释： ①茅盾：《文学与政治社会》，原载1922年9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9期。 ②《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上海良友图片印刷公司，1935年，第21-22项。 ③《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上海良友图片印刷公司，1935年，第1页。 ④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 ⑤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⑥冯雪峰：《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61-64页。 ⑦冯雪峰：《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8-5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