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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拔剑一何哀，率土须眉气尽颓。史册前朝无此局，功名盖代亦庸才。翻宣骄态忘担荷，空捣孤心在草莱。安得鲁阳能返日，全消蜃雾海天开！(37) 莽荡乾坤万事非，世情多与愿相违。金瓯已缺谁能补？铁锁都沉不可归。亘古瀛寰成创局，孤臣海峤怅斜晖。狂澜未倒犹堪挽，拔剑高歌赋采薇！(38) 张罗澄诗以为有中法越南之和，故有日本之变。“相公”句讥讽李鸿章马关谈判时被刺，忍痛寻盟。徐维成诗以为中国缺少须眉阳刚之人，高歌拔剑、敢于担荷者出才有可能雾散天开。张同诗和徐维成诗意相近，以为金瓯已缺，铁锁都沉，挽狂澜于未倒，须有拔剑高歌之人。 中华民族积弱积贫、生死存亡之际，是一个呼唤英雄和在全民族中张扬英雄主义精神的时代。甲午战争诗人群体对左宝贵、邓世昌、丁汝昌、刘步蟾、刘永福、简大狮等抗战英雄的褒赞，对吴大澂、叶志超、李鸿章等丧权辱国者的贬抑，显示着民间清议的力量。陈天锡《感事》诗云：“捐躯痛哭英雄将，逃死飞奔浪子兵。辜负筹边十年事，战云愁压凤凰城。”(39)王贡南《台北感事》诗云：“送目飞鸿仍讶梦，关心戎马复经秋。廿年防海知无补，此恨空教付水流。”(40)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自强求富”之梦的破灭，同时也孕育了中华民族“变法维新”之梦的开始。谭嗣同因台湾被割而作的《有感》诗云：“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41)四万万人齐下泪之后的痛定思痛，便是以“救亡图存”取代“自强求富”。“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42)成为中国人的生存选择。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因呼吁拒签《马关条约》的“公车上书”而登上历史舞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严复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救亡决论》，又于1896年翻译出版赫胥黎《天演论》，前者振聋发聩地提出“救亡图存”的号召，后者启发蒙昧地传播“物竞天择”的要义。中国的政治、思想及现代化发展从此超越鸦片战争之后的“器物革命”而大踏步进入“政治革命”的时代。在甲午战争爆发两个甲子之后，重读甲午之诗，更知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鉴往知来，可以感发奋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