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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释中成长的“传统”观 处在被阐释话语场中的《创世纪》诗人，如何评价和定位“超现实”之后的《创世纪》呢？其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倡导的“现代诗归宗”理念，究竟是浪子回头意义上的迷途知返？还是繁华过后，重新出发的自主选择？ 作为《创世纪》主创人之一和诗刊理论路向的重要阐释者，洛夫曾在不同的文章中谈到他对《创世纪》发展历程的评价。在《台湾现代诗的发展与风格演变》一文中，他这样谈道：“70年代在经过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反思辩证之后，他们(《创世纪》)全力追求一种融合中国人文质素和现代精神的诗歌，但并不放弃创新求变的立场，因而为具有原创力的诗人提供一个创作实验室，历年来培植诗坛新人甚多。”(12)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回顾《创世纪》50年的行进步履，也饱含深情地写道：“传统是智慧与时间的累积，实际上传统也就是历史，对一个像《创世纪》这样的诗刊而言，更是一段从走过荆棘，突破困境，响应改革，力主创新，以至渐趋成熟的求索过程。”(13)在他的描述中使用了“创新求变”“渐趋成熟”等评价语言，显然并未将“超现实时期”与“超现实之后”做断裂式的理解，对于将生命融入现代诗写作的《创世纪》诗人们来说，在诗艺探索的道路上他们从未停滞，从“新民族诗型”到“超现实主义”再到“现代诗归宗”，以及建立“大中国诗观”的提出，《创世纪》诗人们更愿意把方向的调整视为是诗歌观念“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超现实”之后《创世纪》的诗论主张。 如果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外文化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将《创世纪》从“超现实主义”到“回归传统”的转型看作是一种对抗性关系的变化，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相生相克、互为促进的过程。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集权专治的文化场域中，借鉴西方或依托传统都是现代诗人们处理自身精神诉求与外部世界冲突的方式。标举“传统”的口号，有时并不是“复古”，却恰恰是“先锋”意识的一种呈现。《创世纪》创刊之初，在理论上尝试建树“新民族诗型”观念，意欲矫正纪弦在《现代派的信条》中提出的“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偏向。“新民族诗型”强调的是“新”的“民族诗型”(14)，洛夫以“艺术的——非纯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之直陈，而是美学上的直觉的意象的表现”，和“中国风，东方味的——运用中国语文之独特性，以表现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等阐发来界定“新民族诗型”的内涵，借以反思当时现代诗创作中出现的“泥古不化的纵的继承”和“移花接木式的横的移植之说”(15)，实际是表达了一种站在潮流之外的冷静立场。 也是在求“新”的追求中，对当时而言极具先锋色彩的“超现实主义”思潮进入《创世纪》诗人的视野。“新”的“民族诗型”理论重在诗歌艺术形式的探索，而20世纪60年代提出“世界性”“超现实”“独创性”与“纯粹性”口号，则是冀望在新诗现代化的路程中，超越单纯以抗衡为目的的“破坏”，能够有所建树。洛夫在《六十年代诗选》“绪言”中论及对现代主义本质精神及形式技巧等问题的认识：“在现代主义实验阶段已渐趋尾声的今天，作为一个前卫艺术家的职责并非仅在消极地反传统，而是要创造更新的现代精神与秩序”，并从现代新诗的特质阐发说：“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主流的新诗来说，它的胜利并非表现在它本身已获得事实上若干的承认上，而是它已逼着人们日渐对它的需要性加以重视，因它正在提醒人类重新认识自己，并如何使他们与包围他们周遭的外界取得新的适应。”(16)“我们深信，只要是一个了解自由意志与纯粹性在诗中的重要性的评论家或文学史家，他对于目前现代诗人所做的由破坏到建设的工作，必将予以严密的考察与慎重的评断。”(17)不能不承认，当“现代派”“蓝星”在现代主义潮流中日渐式微时，是《创世纪》诗人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诗的历史性检视，倡导“一种新的、革命的、超传统的现代意义”的新诗路向，将台湾现代诗的“先锋”实验延续了下去。 值得庆幸的是，即便在“超现实主义”创作开展得风生水起之际，《创世纪》诗人们也没有丧失自我反省的能力。《创世纪》第19期曾刊发香港同仁李英豪的文章《剖论中国现代诗的几个问题》，直陈现代诗的发展状况和症结性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近一年来的现代诗坛，显得有一种拖拖沓沓的现象，好像经过了几百米的赛跑后，已开始暗暗露出些儿‘疲态’”(18)，探究其中的原因，他认为现代诗的“负荷”不是存在于外在，而在于内在本身。他从现代诗人内在的问题入手进行思考，提出一种现象：在追求前卫诗学的实践中，“现代诗人都经过一种无形的蜕变：从‘创造的我’蜕变到‘以我为中心的自我’。”这种主观意识的蜕变，落实在创作中则导致诗作从表现“创造的情绪”演变为注重表现“野蛮的主观的情绪”，因此而导致现代诗“在陷于低潮的过渡期间，蒙受了双重病害的侵寇：一为‘情绪至上论’：一为浅薄的知性主义……前者全凭情绪所支配，盲目追求兽性情绪的传达，湮没了取代了‘知性’的创造力和诗的直觉的纯粹性。后者重新跌入空洞的结构，由于过重造型的外貌和推理的方法，使诗变成失去感性的颓败躯体，甚至在文字方面玩把戏，形成堆砌或形式至上。”(19)事实上，在此前后诗社中的同仁商禽和季红都曾对现代诗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质疑，因此，即便是20世纪70年代没有政治历史等外部因素的促动，《创世纪》的诗学转型也必然会发生。 1972年9月，《创世纪》在休刊三年之后复刊。由洛夫执笔的复刊词《一颗不死的麦子》重新提出“将努力于一种新的民族风格之塑造”(20)问题。文坛内外多以“回归传统”视之，但何为“传统”、如何“回归”仍有待进一步的思考。洛夫随后在另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回归性偏误”的反思：“严格说来，我们的现代诗今天仍处于一个探索方向，塑造风格的实验与创造时期”，“无论如何，回到民族文学传统的浩浩长河中来，是一个诗人必然的归向”，但是“什么是民族性的诗”“非写‘长安洛阳’、‘古渡夕阳’不足以言中国，凡写登陆月球，巴黎铁塔，或西贡战争一概目如西化，这是我们批评界最流行而肤浅的看法。这种文学中的狭隘民族意识讲究的是魂游故国，心怀唐宋，尤其重视地域性……但一个诗人的民族意识应是全面的，时空融会，古今贯穿的整体意识。”(21)这些气势凌厉的论述显示出他在诗学观念反思中的思考，也呈现出超越同时代更多的泛泛而论者的思想深度。他反对携古语以自持、盲目复古的应景之作，“某些诗人为了刻意表示继承古典诗的余韵，凡写景必小桥栏杆，写物必风花雪月，写情则不免伤春悲秋，其遣词用句多为陈腔滥调，写出来的都是语体的旧诗，我则直指为‘假古典主义’”(22)。 对洛夫等《创世纪》诗人来说，在探索新诗现代性的进程中，无论是背离传统，还是回归传统，都同他们不肯随同流俗，决意引领时代潮流的先锋意识有关，背离与回归实为先锋探索的一体两面。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反思的现代性如果能自身包含文化寻根的需求与滋养作用，那么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文化之根的资源去为现代社会纠偏补缺，就成为最现实的课题。”(23)在大历史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单纯的背离与单纯的回归并无太大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破坏、消解中的重建。对传统的重估，将超现实主义中国化，并探求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中国古典诗中‘妙悟’，‘无理而妙’的独特美学观念的实验”(24)，最终为彷徨于前路的台湾现代诗找寻到新的方向。基于此种情况，洛夫曾将《创世纪》对台湾新诗的影响概括为两点：“追求诗的独创性，重塑诗语言的秩序”和“对现代汉诗理论和批评的探索与建构”。关于后者，他特别强调了在民族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进行调适的必要性，“不错，‘民族’是我们的基调，但‘新’是指什么？……原来就是长时期地涉足西方现代主义，继而又长时期地对中国古典诗学做深层次的探索，然后通过审慎的选择，进而使两者做有机性的调适与整合，终而完成一个现代融合传统，中国接轨西方的全新的诗学建构。”(25)这一看似刻板中庸的论断，却是台湾现代诗人们在被迫承受文化失根之痛的历史语境中，以大胆的叛逆精神艰苦实践得来。它不仅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具有引导作用，对80年代以后祖国大陆文学面临现代主义与文化寻根思潮激荡中的价值判断也具有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