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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聊斋志异》中的“大”题材 首先，《聊斋志异》以轶事化的手法处理宏大题材是受史传小说化叙事的影响。 通常，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都有其背后的因果与规律性。按照本原主义的历史观，人们倾向于排除一切偶然性和变量，抓住一条线索来追本求源。掺入“小”说观念的史传叙事，从《左传》开始就有神秘化、以出于个人细故的因果关系处理战争和政治题材的手法。如《左传·宣公十五年》秦晋之战、魏武子妾父为魏颗结草、俘获秦将杜回事以及“郑伯克段于鄢”等故事。 文言小说分为轶事、志怪、传奇几个大类，在处理历史题材时都不脱轶事、秘史的视角。《聊斋志异》中的《九山王》写的是明末清初的战乱期间众多民间起义中的一个。蒲松龄把这个故事和狐仙复仇的线索放到一起，以妄人受妖狐蛊惑造反为框架，内容和妖术类的白话同一概致。蒲松龄本可以有较宽的叙述视角，把这个事件写得恢宏壮阔些。即使是从传统的、神魔小说的角度入手，也不失如《三遂平妖传》那般有整体的视角，但蒲松龄的手法是沿用志怪的模式，他关注的是报应，是人性中的“恶”带来的毁灭结局。曹州李姓人家有一座荒园，一老翁携家求为居停，家人婢仆有数十百口，待主人甚为恭敬。李心知其为狐，暗中买来数百斤炸药遍布园中，巨响之后死狐满地，不可胜计。老翁自外归来，颜色惨恸，发誓要报灭族之仇。顺治初年，李姓的家乡群盗啸聚，老狐化为自号“南山翁”的卖卜者，预言李姓当为“真主”，自己就是李姓的诸葛军师。老翁为李姓准备甲胄弓弩数千件，又鼓动数千人马来投奔。李“高卧山巢，公然自负”，但没有等到黄袍加身，先引来朝廷灭门之祸，始悟“南山翁”乃老狐来报灭族之仇。蒲松龄把后节如何起事、如何举兵、几场征战情势若何等等，写得颇为草草，比起前面老翁设宴招待房东李姓时的详细描述，在篇幅和叙事速度上，比例悬殊。他用旁涉的手法来写这类社会政治事件，把一个宏大的事件简化成了李姓“杀狐之残，方寸已有盗根，故狐得长其萌而施之报”。私人化的因果报应成为叙事的线索和主题的核心。 《聊斋志异》中有同名为《白莲教》的两篇小说，还有《小二》和《邢子仪》等篇，都是以当时颇为活跃的大规模民间白莲教动乱事件为背景。小说的兴趣点是以“法术”、神通生发奇异情节。《小二》中小二出纸鸢与丁生各跨其一，“鸢肃肃展翼，似鹣鹣之鸟，比翼而飞”，逃离白莲教营地，“女以指撚鸢头，忽即敛堕，遂收鸢；更以双卫，驰至山阴里”[15]；后又剪纸作判官讹诈强盗的财宝而发家、以纸鸢驱蝗虫等。这个会法术的女子持家明察如神，人无敢欺，不但家中大富，且能预知灾年赈济一村。名为《白莲教》的两篇小说其实篇幅很短，分别在卷四和卷六，主要写白莲教中人的妖术。如某人以法术杀人又作法逃脱官兵；教主徐鸿儒能用来惑众的妖镜、能把木刀木凳变霜刀大马之类的本领。《邢子仪》写白莲教的党徒杨某，用幻术制作木鸟摄取美女未成，反而成就了穷书生的姻缘。这些写法固然颇有文学趣味，但我们统观《聊斋志异》中关于“宗教起事”的这类社会事件小说，就会发现这已经成为一个很狭窄的套路。作者或者满足于民间传闻层面的“法术”渲染，或者以法术为线索写奇特姻缘或者发家故事，蒲松龄笔下的小二、徐鸿儒等人虽然是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人物，但在作者笔下他们和通法术的狐鬼并没有什么区别，小二虽然来自白莲教兵营，但小说的重点是她用法术发家，则这个人物和《聊斋志异》中那些善治家、会理财的花妖狐鬼的寄托是一致的。叙事的重点还在轶事、琐言等民间传闻乃至谣传的层面。 蒲松龄这样的写法绝非其时小说中的个例。还以白莲教的题材来看，乾隆年间袁枚的《子不语》卷十五有《白莲教》也是志怪短篇，写一个梁上君子夜伏孕妇床下，见妖人作法剖取胎儿，偷儿一路尾随妖人，揭出白莲教徒用法术杀妇取胎儿的故事。和邦额的《夜谭随录》卷四之《白莲教》又将这个故事踵事增华，添枝加叶。以袁枚和蒲松龄的大才，却如此处理这些大题材，时代局限之外，“小”说观念的制约也使其一味嗜奇，主动让出了军国大事的题材，放弃了宏观深邃的观察思考。 其次是切入角度的小型化。《聊斋志异》最常用的是由男女两性的邂逅，也就是从男子遇女鬼(历史的亲历者)这个角度来表现历史上的大事件，如《林四娘》、《公孙九娘》、《甄后》等。蒲松龄是身处下层的读书人，并没有史官的权威与话语优势，他把历史和异域文化具象化为各色妙龄女性，或许是因为穷书生唯有在面对已为鬼物的弱女子时，才可以安然地享有父权体制下的角色优势。以男女肌肤之亲那种细腻敏感、私人化的笔墨，代替史家平和客观的口吻，使历史题材渗入个人的情感。在使历史视角狭窄化的同时，蒲松龄也把冰冷的过去变成可以用身体去触摸感受的阴柔化具象物。 研究文言小说的叙事方式和思维路径，我们需要先了解史传的叙事原则。历史叙事要求高屋建瓴、气魄宏大，还要有史家的历史责任感。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末荀悦有“立典五志”，曰“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晋代干宝释之曰：“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这里指出了历史叙事的内容要素、条理大端。唐代刘知几《史通·书事》“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16](P165)。所谓“旌怪异”是写“幽明感应，祸福萌兆”，这一点如上节所说，可以看出史传叙事中的小说因素。在其他方面，小说的叙述原则正是拾遗补阙、取历史叙事的反面。虽然《聊斋志异》的诸序跋题词中对蒲松龄的良史之才称扬颇高，称为“一代史局大作手”[17](P31)，这里面更多的是人云亦云的成分，蒲松龄自称的“异史”庶几近焉。这是《聊斋志异》处理大题材的文体背景。他固然不需要把那些行谊出处的事件大端交代出来，而只需专注于细节与轶闻的刻画，就是好小说，但这未尝不是一种缺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