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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天兴元年七月，北魏王朝迁都平城。此后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前后存在了94年。在这近百年时间里，北魏的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等经济形式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促进了平城时期经济的繁荣。在思想文化方面，拓跋氏一改前期仇视、惧怕汉文化的心理，逐渐接受汉族文化，儒、道、释，以及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同促成了北魏平城时期文学的复苏。 【关 键 词】文化交融/北魏文学/复苏 【作者简介】柏俊才，男，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汉唐文学与文献。 天兴元年(402年)七月，北魏王朝迁都平城，太和十九年(495年)八月，拓跋氏迁都洛阳。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前后存在了94年。在这将近一个世纪里，战乱频仍，经济发展滞后。可喜的是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出现端倪，北魏经济呈现复苏景象。在文化上，北魏皇族虽固守拓跋民族相对落后的文化传统，但试图接受多种文化，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文化政策发生着缓慢的变化，这种变化促使了北魏文学的复苏。目前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较少，故撰此文试论之。 一、平城时期的多种文化融合 宋代叶适云：“刘、石、符、姚与夫慕容，虽曰种类不同，然皆久居中国，其豪杰好恶之情，犹与中国不甚相异。独拓跋氏，则以真胡入主中原，纯用胡俗，以变华人。”[1]以胡变华，这是北魏初期拓跋氏推行的文化政策。到平城时期，这一政策并未改变，占主体的仍然是鲜卑因素。从统治阶层的任职情况来看，宗室贵族168人，代性贵族103人，汉族地主153人，汉族人是拓跋氏的57%，仅半数略强。若从高级文武官员的任职人数来看，宗室贵族111人，代性贵族59人，汉族地主71人，汉族仅占42%。就官员任职来说，鲜卑人占绝对的优势，而且多官居高位。在法律政策上，一直沿用严刑峻法。太武帝拓跋煮令崔浩定律时，腰斩、宫刑等酷刑比比皆是，甚至到了太和五年(481年)，法律仍有“门房之诛十有六”，死刑达二百三十五条。虽经世祖拓跋焘两次、冯太后与孝文帝三次修订律例，略有改变，但主体未有太大变化。这种法律体制仍然是鲜卑贵族体系，与南朝法律迥异。但魏都平城毕竟是国际化大都市，各国使节往来频繁，贸易日滋，各种思想涌入，多种文化相互影响，北魏平城时期出现了以鲜卑为主的多种文化交融情形。 与初期对汉族文化惧怕的心理相比，平城时期北魏王朝对汉族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北魏王朝先后派遣32次使节出使南朝，南朝宋、齐先后派遣35次使节出使北魏，南北交流频繁。在行人的往来中，北魏学到了不少先进的汉族文化。皇始元年(396年)，北魏夺取后燕并州后，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兴安元年(452年)，宗爱杀死太武帝后为宰相，录三省。胡三省指出：“魏盖以尚书、侍中、中秘书为三省，亦犹今以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也。”[2]在魏都平城的建设上，更能体现北魏对汉文化的渴慕。《魏书·李冲传》云：“诏曰：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尚书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3]1181-1182可知，在平城的修建中，主要参与者为蒋少游、李冲和穆亮。蒋少游曾出使南齐，“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少游，安乐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4]，蒋少游在修建明堂、太庙时肯定采纳了金陵的模式与风格。李冲与穆亮是受儒学熏陶的汉族知识分子，由他们建设的魏都平城，势必融入汉文化因子。另外，在北魏平城时期，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像崔浩、李冲、李彪和穆亮走向了北魏政治的最前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与学习汉文化相关联的，平城时期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太祖拓跋珪初定中原，在戎马倥偬之际已非常注重儒学，迁都平城始祭孔子。史称太宗拓跋嗣“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3]64。世祖拓跋焘时以皇权的威力把儒学推广到整个统治集团，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诏曰：“今制自王公己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3]97从此，胡汉高级官吏子弟一律要入太学学习儒学。拓跋焘时令州、镇长官辟举当地人士为属官，指明将卢玄等40多位大族人士召入平城，又令地方官举荐人才，大批世族人士应召入平城，使平城一时出现济济多士的局面。经过几代帝王的提倡，学业始兴，经术弥显。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平城时期颇受青睐。太祖拓跋珪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道教始播。太宗拓跋嗣、世祖拓跋焘亦喜好道教。太武帝拓跋焘“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3]3053。同时，接受道士寇谦之建议，以太平真君自居，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年)“亲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3]3053。自此，道教压倒儒佛，成为北魏王朝最重要的思想文化。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道教内部还发生了变革，陆修静“改革原始的五斗米道，使民间道教变成封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称为南天师道”[5]。寇谦之则依照北方的特点，适应拓跋氏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3]3051，建立了北天师道。南北天师道的改革，使道教在世祖朝达到极盛。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平城时期也艰难地发展着。文帝在洛阳，昭成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迁都平城的同年，太祖造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极力推崇佛教。太宗、世祖亦崇佛法，佛教与儒、道一样得到健康发展。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平定凉州后，以僧尼人数众多，劳动力减少为由，于太延四年(438年)“诏罢年五十已下者”[3]3032，这是太武帝初次抑佛。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又下诏曰：“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3]97此次抑佛把畜养沙门的人资格限定在王公大人以上，极大地减少了僧尼数量。佛教在太武帝朝受到重创，发展势头一度减少。高宗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不久便下诏恢复佛法，佛教的发展从此不可遏制。和平元年(460年)，文成帝拓跋濬接受沙门统昙曜的建议，在京城西武州塞凿云冈石窟。北魏后期佛教寺庙达3万所，僧侣达200万人。 魏都平城是座国际化大都市，各国使节往来频繁，丝绸之路商贸往来，各种域外文化输入平城，对北魏的鲜卑文化产生了影响。《北史·西域传》云：“太武时，其国(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6]大月氏国的琉璃技术传人北魏平城。《洛阳伽蓝记》卷四载：“(元)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欧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7]波斯的玛瑙制艺传入平城。1970年，大同市轴承厂在位于市区城南工农路(现改称迎宾东路)北侧的厂区内动土时发现一处北魏遗址，并出土鎏金錾花银碗1件，鎏金高足铜杯3件，八曲银洗1件，此后该厂区陆续又出土石雕方砚1件，石雕柱础以及多件铜鎏金铺首衔环。这6件文物经后人研究是孝文帝时期从中亚细亚传入平城金银器艺。这些外来文化的输入和汉文化一样，都对魏都平城的鲜卑文化产生了影响。 由此来看，北魏平城时期各种文化输入，相互影响，给鲜卑文化带来冲击。平城时期的多文化融合，势必对其文学艺术产生很大的作用，促使鲜卑皇族在文化领域变革。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载，平城时期的文学作品约有诗歌18首，散文210余篇。若与北魏(包括东、西魏)诗歌159首，散文1367篇的总数相比，显然少得可怜；若与迁都平城之前相比，其文学作品的总数超过了十倍以上。因此，平城时期是北魏文学复苏之时。这种文学创作上的变化，主要与该时期多种文化交融分不开。为了便于讨论，笔者拟根据作者身份将平城时期文学分为皇室文学和士人文学两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