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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聊斋志异》的“小”说特点 明代出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印证了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兴起有赖于历史著作的扶持这个观点。文言小说的创作，则始终有为正史的写作提供素材、拾遗补阙的自我价值定位。以此之故，文言小说几乎都是短篇小说的一统天下，没有处理长篇题材的传统。这使文言小说在选取题材方面往往从微观的、私人化的角度入手，叙事时间上也是片段化的。 固然，以旁涉、片段的叙事手段来处理大题材几乎是古今中外所有短篇小说的共同特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更因其先天的为史著庀料备材的基因，而特重历史题材。如《聊斋志异》，它本身的史料价值自是不容忽视。作者以其生活的时代为背景，“多叙山左右及淄川县事，纪见闻也。时亦及于他省。时代则详近世，略及明代。先生意在作文，镜花水月，虽不必泥于实事，然时代人物，不尽凿空”[10](P11)。那些史书中寥寥数语或故意回避的现实，如清初的战争、饥荒、民变、灾害等，在《聊斋志异》中都有所反映。[11]蒲松龄因此被认为是一位秉笔直书的“良史”。但《聊斋志异》更具代表性的题材模式还是写“狐鬼话”——学者称之为“传奇式的亡灵忆往”。像唐人传奇那样，营造一种抒情的凭吊氛围，让后代书生感遇到历史亲历者的亡灵。蒲松龄擅长幻化出受历史戕害的弱者魂灵，将历史具象化、情感化。其手法就是虚构一个身经历史变故的美丽女鬼，让弱小的人物在人鬼恋爱的情境中，在冰冷的一隅里缕述伤痛、暗夜拥泣，如《公孙九娘》、《林四娘》等。这是蒲松龄对唐宋传奇“亡灵忆往”观照历史模式的一种个人化的改进[12]，其中可以看到轶事化小说观念的影响。我们可以说蒲松龄不善于写大题材，也可以说因为篇幅所限，文言小说的历史题材大多擅长寄托鬼语，但更深刻的原因则在于国学“小”说观念的立场与叙事方式。 因受制于史传之余的“小”说观念，像《聊斋志异》这样一部时代气息浓厚的小说，其描述明末清初社会政局变化，也只是采用旁涉的、私人化的角度，形成了隐晦曲折的独特模式与包装。其手法有三：一是从传闻、轶事的角度写灾难中幸存者的经历或个人福报。那些穿行在血泊刀丛中小人物的战栗和恐惧，被传奇性所冲淡，如《张氏妇》、《乱离》等。《乱离》中，清兵掳掠“妇口无算，插标市上，如卖牛马。”在京城为官的陕西某公为仆役买妇人，竟然买回了自己的母亲、妻子，一家意外团圆。二是从个人恩怨细故反映局部战争或大规模起义，如《九山王》、《小二》、《白莲教》等，反映出由旁涉的角度挖掘题材的奇异性是文言小说取材的基本特点。三是用男子与女鬼的遇合，追述历史事件，如《公孙九娘》、《林四娘》等。林四娘的故事在清初文人中颇为流行，林云铭的《挹奎楼选稿》、王士禛的《池北偶谈》、陈维崧的《妇人集》以及张潮的《虞初新志》等都收录了这个故事。将蒲松龄的《林四娘》与其他同题材小说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人鬼相恋是《聊斋志异》独有的叙述模式。只有《聊斋志异》写了主人公陈宝鈅与林四娘的鬼魂情感缱绻，色授魂与。主人公用那样一种有情感有热度的方式以肉身拥抱历劫的残魂。那些篇幅和场景在小说中是有其独特意义和价值的。大部分学者或者把它归因于蒲松龄的色情动机，或者无视它，总之是对这个男女遇合的故事框架评价不高。这种手法在《聊斋志异》中凝定成了一种模式，书生邂逅的女鬼，是历史亲历者的幽魂艳魄，她们先是以美丽的容貌吸引了男主人公和读者的眼光，然后在肌肤相亲的私密接触中，追述、旁涉地透露历史血腥的一角，以弱小者的深及黄泉的镂骨悲怨观照历史。这种模式的实质是用感伤凄美的色调写性和政治暴力，混合着血腥酷虐的现实与普通人内心敏感忧惧的情绪。清代评论家称蒲松龄的过人之处在“凡事境奇怪，实情致周匝，合乎人意中所欲出”[13](P18)。鲁迅的“出入幻域，顿入人间”，于志怪的“详尽之外，示以平常”[14](P166)，都肯定了蒲松龄力图用日常伦理性来填补神奇故事漏洞的叙事手法。以一场艳遇邂逅已经无情逝去的过往，以书生们胸口的温热去体贴、认取劫灰中的陈迹，该是多么无力而凄怆的慨叹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