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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偏正结构的“小”说观念 提起“小说”这个词，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之说几乎是每部小说史开篇的奠基。这是诸子中首先提到小说的，它和作为文体的小说没有直接的关系，“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4](P1)。但这个词语中“小说”的偏正结构却被后世作者传袭下来。 汉代桓谭强调“小说”是一种形式短小、丛杂的文体。他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5](P1)“合丛残小语”“以作短书”，就是混合细杂片段的言论，成形式短小、内容丛杂的文体。考“短书”之名，有王充《论衡》所谓“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6](P557-558)。当时人们抄录“五经”文字的纸张长二尺四寸，而非经籍类的文字则用较短的纸张，以长短分别贵贱，故称小说为“短书”，本有纸张形制因素在内，但在桓谭的表述中，“短书”是指不本于经传，悖于儒术的非正统性。所以广义地说，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都带有些小说的性质。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7](P1745)后世史家称小说为“稗说”即从《艺文志》而来。 合而言之，“小说”、“小道”、“短书”，都是偏正结构的词语，“所谓‘小说’、‘小道’、‘短书’其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小说’是总体称谓，而‘小说’在价值层面上即为‘小道’，在形态层面上则为‘短书’”[8](P139)。后世文言小说基本不脱“小”说的格局，文体上始终和史学家的小说定义夹缠在一起，史传意识先天地限制了文言小说的发展方向。 首先在篇幅上讲，文言小说几乎只有短篇，中长篇小说比较罕见。在小说史上只有两个例外：一是中篇传奇。在元明两代有一个时期出现了一批万字左右的小说，如元代的《娇红记》，明永乐年间的《贾云华还魂记》、《钟情丽集》、《刘生觅莲记》、《痴婆子传》等，总数在40篇左右。这种文体因为杂糅了大量诗文，有时诗文篇幅还要大于小说叙事，因而被孙楷第先生称为“诗文小说”[9](P127)，这类小说到明末清初已经绝迹，只可以目为元明之间的阶段性现象；二是长篇文言小说。在清代晚期，出现了唯一一部以文言写成的长篇小说，即屠绅的《蟫史》。这篇小说很不成功，时代又比较晚，基本没有人予以关注。 文言小说以短篇为主，称为“小”说，可谓名实相符。史家历来把小说视为“丛残小语”、“小道”、补史之余的琐细之言。小说在价值层面上为小道，在形态层面上为“短书”的小说观，影响了所有文言小说的叙事模式和特点。即使是那些获得真正独立品格和文体价值的杰出小说，也附着了史家小说观念的深刻印记。要从总体上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古代文言小说的特点，我们不妨以代表清代乃至古代文言小说最高成就的两派小说为标本，分析史家“小”说观的影响。 概而言之，史家偏正结构的小说观，首先强调的是小说篇幅与价值的“小”。因为只是弥补史书的遗轶或备修史之选，所以正面反映、详细记录事件的大端往往被略去，小说家从轶事类的题材、事件细节的线索、亲历者的亡魂追述等视角写历史大事，亲切而细琐。多数是鬼屋鬼语，暗夜追忆，有诗境的荒寒凄迷，而无视角开阔的宏大叙事。 其次，它是书面文化的一部分，文体雅致优美，语言符码蕴含丰富，其取材和形式更多地指向文化传统中深奥优雅的那部分，让人联想到风雅、屈骚那样充分个人化的写作。同白话小说不同，《聊斋志异》的虚构世界是蒲松龄站在自己的审美立场上，为满足个人情感的非功利性要求而存在的。它不太注重艺术世界的客观自足性，而是随心所欲地处置题材和人物。如《续黄粱》、《庚娘》、《西湖主》、《三生》等篇目，个人的情绪和夸张议论，更类似于小品文或宣泄个人情绪的诗文。 三是子书的夸饰与小言之风。文言小说又被视为子书的一种，是文人逞露个人才情的领域。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尽可能地展示自己多方面的文字才能。如《绛妃》中为花神写的《讨风檄文》、《狐谐》中的文字幽默等等。他将子书的夸饰、大小言等手法技艺运用于小说之中，有了《小猎犬》、《莲花公主》、《白于玉》等近乎游戏的微观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