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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题壁联疏解 在了解船山撰写联语的背景和“活埋”一词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疏解此联语脉与意义。可以说，较之《观生居铭》文字的隐晦难懂，船山通过观生居题壁联更加清晰明白地表达了其理想与心境。 出句“六经责我开生面”意义较为明显，即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责任感，此句并无争议。明朝覆亡，对遗老孤臣带来的震动，不仅有国破家亡之痛，也有文化上的反思。明后期学者日益空疏，而缺乏社会责任感，引起有识者的反对。黄宗羲尝评价晚明学人：“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43]船山对此亦深为不满，他尝谓：“有德之言，唯心得之，乃与往圣合符。韩退之言尧舜递传至孟子，岂有密室心印、衣钵拂子如浮屠之授受乎？阳明天泉付法，止依北秀南能一转语作葫芦样，不特充塞仁义，其不知廉耻亦甚矣。”-[44]故其欲以一己之力，矫正弊端，在社会鼎革，道德沦落之时，毅然承担起“推故而别致其新”[45]的历史使命。 船山欲以经史实学来扫除晚明空谈心性之弊，以“守正道以屏邪说”为责任，极力“辟象山、阳明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46]其反思愈深，拨正愈用力。梁启超谓其学问为“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47]更认为其“为王学反动所产人物，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48]虽然山中隐居清苦，常至饥寒交迫，然隐居近四十年间，船山却益用力于著作，孜孜不倦。其为学“旁绍远搜，浩瀚闳深，取精百家，折衷一是”。[49]其一生所“建设”之宗旨，乃是“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50]船山的经学与史学，相互表里，阐幽发微，构建了一种关联紧密的“经史实学”。船山每治一经，先以考据、训诂之法，玩索探究经义，然后阐发经义之理，辅以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切关怀。如《周易外传》于《蹇》卦之义阐发道：“成乎大蹇之势，不息其大蹇之心，然后可以激天下之愤心，而踟蹰者亦为之扶杖而起……是以石室既囚而后种、蠡奋，三户已徙而后陈、项起，渐台既改而后诸刘兴。……忠志之士，未尝无悲悯之心，而时在难争，名犹未正，则以‘中节’之大人，不能必天下于往来，况其浸衰浸微，无求伸之志者乎。”[51]以史实来说明《蹇》卦所具“反身修德”之意。“到老六经犹未了，及归一点不成灰。”[52]船山一生以开六经生面的文化责任感自任，而其心期，实际上以“自修其身”的方式，重构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学，树立一种新的学术风气。刘人熙(1844-1919)以船山之著述证其“开生面”之成就道： “六经责我开生面”，诚哉其开生面也。船山之于诸经，若《书》、若《礼》、若《诗》，若《易》、若《春秋》、若“四子”，于荒山槲径之中，穷天人性命之旨，详哉其言之矣，而无一陈言，虽前后旨趣有相乖午者，要之大本大原之地，则千圣同心，万贤合魄，愚者莫能毁，爱者莫能助也。生面一开，而有志之士得门而入，岂非人心世道之大幸乎？[53] 可见，“六经责我开生面”不仅是船山追求理想，也是其作出的伟大贡献。 再看“七尺从天乞活埋”句。“七尺”，即七尺之躯，代指自己的生命。“天”为何意？船山云：“言道者，必以天为宗也，必以人为其归。”[54]“天有一定之常理，抑有不测之变化。道其常，则君子以人而合天。”[55]“心者，天之具体也。”[56]可见在船山的意识中，“天”、“道”、“人”、“心”这几个概念是相互交织的。天为至尊，道以天为宗，与人相合，心则是天之表现形式。以心修道，遵从于天，便是修“天人之道”。船山“从天”就是顺应天命，就是他所反复强调的“顺俟天也”、“修身以俟命”，这也和他由“《观》卦之义”中悟得的“爱身以爱道”相通。在船山眼里，只有尽人道才能顺天道，其尝谓：“夫人将以求尽天下之物理，而七尺之躯自有之而自知之者，何其鲜也。”[57]在船山当时的语境中，“从天”即顺应天命，就是要以“七尺之躯”去“求尽天下之物理”，而其求尽之法，不是“手援天下”，而是以“不言之行”，反身自修其身而设教，然后达到“立天、立极、立人”进而“恒尔考旋”之理想。[58]那么，对船山来说，“活埋”即以隐居守道的方式来尽自己对人、对天、对时代的义务，是他明智而适当的选择。 总括而言，“六经责我开生面”句意为：儒学期待我去开创新境界。“七尺从天乞活埋”句意为：我将顺应天命隐居守节。二句语脉连贯起来，更可以简要地理解为：我必须决绝世俗，隐居守节来完成复兴儒学的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