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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话”词义及其蕴含的平话文本生成信息 上文探析了元代平话文本的据史书编写的思路、方式和属性，我们可在此基础上讨论一下“平话”词义与这种通俗文本的关联。 本文开头即指出，平话文本这种通俗文本的出现，通常被认为是与当时存在的一种名为“平话”的讲唱伎艺有着直接的关联。于是，这些白话文本与其题名中的“平话”一词之间就被认为存在着内容题材或格式体制的关联；“平话”一词就被认为是指向口传伎艺的讲唱方式，释为“不加弹唱的讲演”(41)。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还把“平话”置于宋代讲史伎艺、明代评话的发展链上，视其为讲史伎艺的别称，或讲史话本的通称，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平话文本中存在的说话伎艺格式、白话叙述语言和讲史伎艺内容，二是明清人基于平话、评话混用而对元代平话的认识。然这一推定的依据和思路存在可商可量之处，吴小如即曾指出不能以明清时期的“评话”来推论元代的“平话”(42)。 在明清人那里，平话与评话混用，即使谈及元代，亦多称评话，这是以当时的评话概念来推知元代的平话。《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十杂史类存目三在叙录明郭子章《平播始末》时有注：“案《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成文，而口说之。”(43)然其所言“《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永乐大典目录》明确作“评话”——明姚广孝等编《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话”字部有“评话”凡二十六卷(卷一七六三六至卷一七六六一)，惜未列出作品名目(44)。二者的这一抵牾，显示明清人对平话、评话的混用，而评话在当时作为习用语汇，指的是一种口头讲唱故事的曲艺形式。我们不能以后世的评话来简单逆推元代的平话，因为古代通俗文艺的称名所指代的概念、范畴常常界定不清，多有变化，这在中国古代文艺史上属于常见现象。具体看宋元时期，“小说”一词既指作为说话伎艺的小说，也指代“史之余”、“史之补”的小说，但皆不是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这时的“说书”(45)既不是说话伎艺，也不是后世作为故事讲唱伎艺的“说书”；而这时的说话伎艺也不能以后世的“说书”来简单地类推(46)。可见，同一称名的所指，在不同时代或不同领域使用，意指常有不同；至于名称相近者，更不宜作主观类推了。所以，虽然有些明清文献述及的是平话甚至是元代平话，但使用的是明清人的观念和意指，既无元人文献说明的呼应，也与元人平话文本的实际情况有异，当然不能作为推定元人“平话”概念的充分依据。故而，对于元代“平话”的认识，我们可以依靠的最基本、最确切的文献还是现知的六部题名“平话”的白话文本。 前文所析元代平话文本表现出的据史书编写方式，表明平话文本有着书面编写的属性，它在编写时既采用了文本的历史著述、诗文作品，也采用了口传的讲史伎艺、民间传说等众多材料，进而对相关历史进行了通俗浅易化的书面演述。所以，我们看到的平话文本，既有据史抄录、剪辑的书面编写风格，也有说话伎艺的口讲风格或趣味。据此而言，平话文本应被视为文本编写意义上的依傍史书、杂取众材的历史题材白话作品，其对历史题材的通俗浅易性文本编写活动，并不牵涉讲说伎艺内容的直接书录。故而，平话文本叙述中的那些说话伎艺的格式和语气，应是编写者在依据史书、杂取众材的文本编写时对不同来源材料汇辑、勾连而未致融合的形态；或是基于通俗浅易的编写宗旨而取用、借鉴了当时流行的说话伎艺表述方式，以作为平易叙事的修辞手段。这些说话伎艺格式、讲史趣味情节的存在，与取材民间传说、据史白话翻述、民间趣味发挥，共同构成了平话文本对历史作通俗浅易性演述的宗旨和原则。编写者即据此宗旨、原则来选取材料，处理材料，改造材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