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绾结上述，元代的平话文本与直说白话一样，是在白话地位提升、白话著述自觉的文化环境出现的。在元初理学大儒许衡的书面白话著述活动的激励、示范下，贯云石、郑镇孙等人把“直说”之法引入到面向普通民众阅览文本的编写，一些下层文人或书商更把这种通俗浅易性文本编写引入到历史题材的通俗作品编写领域。只不过，直说作品属于文人主导的经史典籍阐释之作，即使有人致力于面向下层社会阅览之用的通俗读物编写，也不能过于脱离经史典籍阐释的学术领域。而平话文本的编写者因为设想的阅览对象不是学子，从而使用了民间讲说伎艺的内容和格式，由此在通俗浅易的方向上走得更远，明显不打算谨守史学著述的规范，无论是所取的内容材料，还是所用的表述方式，皆倾向于取用民众喜爱、熟悉的民间传说、讲史伎艺的内容或格式，虽然因勾连铺述、未作融合而表现出语体、趣味等混杂不一的形态，但由于契合当时讲史伎艺的发展潮流，并有文学创作的成分，从而把面向普通民众阅览之用的白话文本编写活动引入到了文学领域，进行书面创作意义上的“平话历史”，具体做法就是依傍史书、杂取众材而作通俗浅易性文本编写，甚至具体到如郑镇孙“按鉴直说”那样来“按鉴平话”。这也正如《宣和遗事》的编写，材料上，采自当时的野史笔记，以及口讲伎艺的内容，而作了通俗文本的编写，而又因为这些材料负载了相关的叙述体制，由此而在叙述的方式上，既有文言的形态，也有白话的形态；既有文言笔记的体制，也有口讲伎艺的叙事程式。只是，《宣和遗事》不以“平话”题名，《直说通略》是以“直说”标榜，而这些通俗文本则以“平话”来标榜了这种编写方式。 据此而言，元代的平话文本是以通俗浅易为宗旨的文本编创立场上的历史题材书面作品，而非说话人口讲活动的书录或底本；其题名中的“平话”一词，并不指向于这种白话文本的题材、格式来源，也不是某一讲唱伎艺、某一小说文体的必然标志，元代尤其如此；它作为一种以通俗浅易为宗旨的文本编写的表述方式的标榜，小说可以用之，非小说亦可用之。 需要说明的是，元代这些书面编创意义上的平话文本，后人可以据此来进行讲说伎艺的表演，进而指称这一伎艺表演为“说平话”、“讲平话”，乃至直接称之为“平话”，这种情况下，“平话”一词已是指向于一种伎艺活动。这与元人对于“平话”一词的初始使用含义已经不同了。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用“平话”来指称这些文本，或者一类作品、一种文体，但前提是要明白元代平话文本的性质，元人于此题名“平话”的含义和指代，不能以后世的概念来简单类推元人的使用含义，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它们在文学史上的真正价值，才能在相关“平话”问题上不作臆测、牵强之论。比如成书于古代朝鲜成宗四年(明成化九年，1473)的汉语教材《训世评话》，因其题名中的“评话”一词而被普遍视为运用“评话”形式编著的小说，并作为评话(平话)影响深远的有力证据。但从其文本形态、题材来源、作者自述来看，它一不取材于评话小说，二无所谓“评话体”叙述形式，只是选录了六十五则中国和朝鲜的民间故事、历史故事，并按照先列原文、后作译文的格式，译成当时标准的汉语白话(51)。这是一部非常严肃的汉语教材，其题名中的“评话”并不是小说文体或讲史评话的标志，而是表示它的编写乃选取材料以作通俗浅易的翻述。这说明在明时平话与评话混用的观念下，元人所使用的“平话”一词的指代含义仍然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