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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列斐伏尔关于三种空间的理论与福柯关于城市的异形地志学分析对于研究城市美学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当代城市美学研究主要由具体的城市建设美学和思辨的文化研究两方面构成感性城市和观念城市二元对立的研究方式，其共同前提是城市空间统一性的预设，而忽略了城市空间的混生并置特征。从第三空间观念产生的第三种城市美学打破了传统美学预设的统一空间观念，转向关注异质空间(异托邦)在当代城市空间中的存在及其意义，从而将城市美学研究引向面对实际空间的异形地志学研究。这种研究打破了乌托邦化的城市想象，注意到城市“后台”的存在及其意义，因而有助于深化认识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的现实文化特征。 关 键 词：第三空间/城市美学/异形地志学 作者简介：高小康，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 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向文化研究视野的扩展。美学研究从形而上学美学时代的本质主义到关注审美经验的历史主义，再到当今的文化研究，已经进入了现实的当代空间领域。用福柯的话说，“不管在哪种形式的公共生活里，空间都是根本性的东西；不管在哪种形式的权力运作中，空间都是根本性的东西”。①这种空间意识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观念。在这种空间观念的影响下，美学研究的对象从抽象或孤立的经验转向了实际存在、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态，成为一种文化研究。 当代文化从空间而言的基本特征，就是工业化以来城市的繁荣及其对整个文明发展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空间研究就是对城市文化的研究；当代美学领域的空间研究基本上就是城市美学研究。在中国的美学研究领域，“城市美学”并非一个专门学科，而是在不同意义上与感知、想象、体验和美学观念等等审美活动相关的各种城市文化研究的总和；不同的具体研究对象、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间差异之大可能远远超出了传统学科限制，因而成为多学科并置杂陈或交融互渗的学术空间。就比较极端的形态差异而言，城市美学的研究可能区分出两个相距甚远的研究方向：一个是和城市的具体地理及物质形态相关的研究，比如对城市的空间规划设计和各种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的美学研究，法国现代建筑大师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美学理论可以看作这种研究的经典；另一个是关于城市文化的思辨，比如关于城市历史的叙述、形象的阐释、权力关系的分析等等，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杰姆逊的后现代城市研究可作为这种研究的范本。前者近乎技术美学而后者重在观念演绎，这两个方向似乎很少有交集。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美学研究，如果割断了对城市的感知与观念之间的联系，那么这种研究的合理性就值得斟酌了。在许多文化批判者的观念中承继了传统的灵肉二元对立的基督教精神，习惯于把感性的、物质的现实生活和理性的、心灵性的需要对立起来；从这种思维方式出发，感性的城市与观念的城市成为二元对立的辩证关系。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的研究倾向就是把城市研究简化为两极化结构关系的二元辩证批判。 针对城市美学研究的这种两极化倾向，法国学者列斐伏尔提出了一种“三元辩证法”(trialectics)的城市文化研究思路。他认为一切简化论的思维都源于二元论的诱惑，即把研究对象的意义简化为两个概念或范畴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如主体/客体、精神/物质、自然/社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本土/全球、中心/边缘、动力/结构等等。他引入了一个“他者化—第三化”的概念，从而打破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封闭化，形成认知的开放性。(参见《第三空间》，第83页)由这个“三元辩证法”而产生了他的城市美学理论，即“第三空间”理论。 列斐伏尔的城市研究基础是他的“生产空间”的观念： “生产空间”(to produce space)是令人惊异的说法：空间生产，在概念上与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② 他在《空间的生产》中区分了三种空间：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再现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关于三种空间，他在书中给出了解释： 1.空间实践，包含了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作为每个社会构成特征的具体位置和空间集合。空间实践保证了连续性和一定程度的内聚力。就社会空间和每个特定社会的成员与空间的关系而言，这种内聚力包括确定的力量和某种程度的行为。 2.空间再现，联系于生产关系及其造就的“秩序”，从而联系于知识、符号、符码以及“正面”(frontal)关系。 3.再现空间，体现出复杂的符号体系，有编码的也有没编码的，它们与社会生活的隐密面或底层相连，也与艺术相连(后者可能最终不会被认为是一般空间符码而是再现空间符码)。③ 列斐伏尔的表述本来就有些晦涩，经过英译再转到汉语就更加含混了。不过对于他的三个空间区分，美国学者索亚做过更简明的阐释性表述，就是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和实际的空间。(参见《第三空间》，第83页)经过这样解释后，三个空间理论的“第三化”思路就比较清楚了：第一空间属于物质领域，第二空间属于精神领域。这两个领域构成了传统空间观念中的二元对立关系：一方面是感知到的物质空间，另一方面是在观念中构造的想象空间。二元对立的空间理论基础就是感知的空间与构想的空间二者之间的对立。按照西方思想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空间本身是感知和认识的客体，是与认识主体相对立的物理存在；而构想的空间则是物理空间的主体化和抽象化。形而下的物理现实与形而上的观念想象之间的断裂决定了传统空间观念中二元对立关系的内在矛盾。 城市研究的两极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种二元对立的形态。借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对城市物理空间的规划、设计与研究是对现实空间的转喻性质研究，而关于城市空间的想象、阐释与批判则是隐喻性研究。这两个方面沿着各自的轴线展开而互不重合。但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二元对立的空间观念缺失了对现代都市空间真实特征的认识。“生产空间”的意思是说，现代都市社会的空间尽管是物理的、地理的存在，却同时又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实践产物，这就是所谓“空间实践”；另一方面，由知识、符码构造的抽象空间则是对社会空间实践的“再现”。感知的空间其实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制造出来的感知，而构想空间也是基于“空间实践”化了的感知而进行的符号化批判。可以看出这二者是基于同一空间经验而形成的互补视野。 而第三空间或者说所谓“再现空间”是什么呢？用索亚的说法是“实际的空间”。这个“实际的空间”与第一空间(或者叫空间实践)的区别在于：第一空间是由一定生产关系所生产出来的“保证了连续性和一定程度的内聚力”的社会空间，而第三空间则是“与社会生活的隐密面或底层相连，也与艺术相连”的活的(lived)空间。换句话说，前者是整体的、连续的而后者是复杂的、特殊的，索亚称之为“他者空间”。这个第三空间的出现打破了二元对立的互补思维，实际上也就打破了关于空间的整体性同质化想象，把当代空间研究置入更复杂的“三元辩证”关系中。 二 借用列斐伏尔三种空间的思路，可以为当代各种城市美学研究理论与实践梳理出相应的不同类型和视野，我们无妨称之为三种城市美学。 第一种城市美学对应于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是指对可感知的城市地理与物理空间进行的研究。各种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的研究，包括公共空间、社区、道路、建筑、景观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等等，以城市美学为中心或包含了城市美学在内的各种面对具体物理对象的研究。在传统美学观念中这类研究属于形而下的或者叫做“自下而上”的研究，意思是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现实存在的事物和审美活动。有时也被因这类研究涉及大量关于物理、地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而被归入技术美学，与传统美学研究领域有一定距离。 对城市进行美学设计和建设是现代社会城市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与工业技术、设计水平和经济实力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中国当代城市发展为例，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相关性：1950年代在共和国经济从恢复走向繁荣乃至“大跃进”的时期，一种体现宏大繁荣景象的城市形象建设开始兴起。北京的城市改造和“十大建筑”的建设就是这种城市美学的经典案例。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国经济进入危机时期，后来又继之以“文革”时期经济、技术发展的衰退，城市建设也随之萎缩。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追求宏大、繁华和技术先进的“现代化”的城市建设理想也成为这个时代中国城市美学的主流。曾经有统计说中国有600多个城市提出过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宏伟蓝图。这么多城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这事听上去未免有点夸张。但人们往往觉得这只是好大喜功的问题，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可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普遍理想。如果说有什么不妥，那充其量只是规模、财力是否匹配的问题。因此，经过30年的建设之后，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几百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出现，但的的确确看到全中国内地的城市几乎都走上了相似的建设方向——宽阔的马路、林立的高楼、宏大的广场、豪华的酒店写字楼，再加上华丽的歌剧院之类……差别只在于建设规模的大小和技术水平的高低。 总的看来，在研究规划、设计和建设城市的区域、建筑、道路等等方面乃至对整个城市进行全面规划设计时，人们看到的城市建设意图似乎总是具有美学观念方面的普遍性，似乎当代城市美学就是当代技术的产物。但如果注意到列斐伏尔对城市空间研究的贡献，就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并非纯技术性研究。城市空间虽然属于可感知的具体对象，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客观”对象而是“空间实践”的产物。空间的被生产意味着作为物理实在的城市其实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国际化大都市”热看上去只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繁荣而产生的需要，实际上属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一种以“国际化”和现代化名义发展起来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这就是20世纪初以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学派所开创的“国际式”建筑风格以及建筑与城市学大师勒·柯布西耶的所谓“光辉城市”现代主义城市美学。 包豪斯和柯布西耶的城市美学简单说来就是现代技术美学，即以现代技术为基础，追求简洁、实用和体现现代工业特征的美学风格。包豪斯的“国际式”风格留给20世纪最重要的美学遗产就是在全球遍地开花的钢筋混凝土匣子式大厦，而柯布西耶则是他的“居住机器”城市理想。无论格罗皮乌斯还是柯布西耶，他们的美学都具有技术崇拜特点，相信技术上、工艺上和理念上最科学、最符合逻辑的就是最完美的，也就是好的。他们心目中的城市蓝图是一种完美设计：城市是等待设计创作的素材，规划设计及其实现就是把这个素材创作成完美作品。这意味着这种城市美学的预设前提是城市具有统一性或整体性。用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就是具有“连续性和一定程度的内聚力”。换句话说，城市的物质性不是纯粹的自然属性，而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空间实践”产物。柯布西耶的“居住机器”观念和他依据这种观念设计的“光辉城市”并非现代技术导致的当然结果，而是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和未来主义思潮在既定的城市统一性理念基础上生产出的现代乌托邦设计。 这种乌托邦性质的现代主义城市美学对中国当代城市建设的影响几乎是全面渗透的。因为它高度吻合了“现代化”这个198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基本想象，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美学被视为是现代社会发展理所当然产生的技术要求，而不是一种属于特定语境的文化与美学选择。在这种美学理念引导下，所有不合于现代乌托邦理想的城市文化特征都被视为落后文化的残余而被扫除，结果就是体现“现代化”理想的“国际化大都市”模式的大量复制和模仿。可以说近30年来影响中国城市建设实践的城市美学，基本上就是柯布西耶式的现代主义城市乌托邦美学。 与建立在感知和实践基础上的第一种城市美学相对的是第二种城市美学，也就是抽象或符号化的城市审美文化研究。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大拆大建，追求最大最新最好“一步到位”的豪奢浮夸风气，造就了千篇一律的城市面貌，这种建设趋势并非没有遇到批评。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城市批判方面的论著就很多了。人们从毁灭传统、破坏生态和浪费资源等角度批评千城一面、攀比奢华的城市建设，用机械复制、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等文化批评观念对当代城市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批判。种种城市文化研究批判构造出符号化或“空间再现”的城市美学研究，与作为空间实践的第一种城市美学形成二元对立的关系。 实践研究和符号研究不仅是研究对象的差异，而且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互冲突或互补的许多二元对立范畴，如资本/人性、机器/生态、时尚/传统、标准化/个性化、商业化/公共化、都市化/田园化等等。这种对立互补形态构成了传统的二元辩证关系，似乎涵盖了关于城市美学研究的各种可能性。但如果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退出，就会发现这种辩证思维的局限性：无论是实践还是符号化，这两类研究思路都立足于已经被特定社会关系生产出来的既定空间，都把城市预设为具有“连续性和一定程度的内聚力”的统一体。无论肯定还是批判，实际上都立足于这种统一性，也就是城市文化的同质性。于是我们看到，对立观点的冲突如同击剑比赛：两名选手的所有的招数都被限制在一条窄窄的剑道上。城市文化的统一性预设如同赛道一样隔离了非关联性因素的意义。 城市是个完整的统一体，这种信念成为无条件前置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已经把城市理解为有机统一体，即所谓“全体必然先于部分”。当代著名城市文化学者芒福德在讲到城市发展时，提到了一种“轴式原则”(axiate principle)。④所谓“轴式原则”是一个借自生物学的术语，原义是指细胞的极性，也就是生物细胞依照极轴发育的有序性。这是个典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隐喻。按照这个原则，城市的发展如生物体一样是相互联系而有序的，城市的整体结构当然也就是有机统一的。 但另外更早一点的德国文化学者斯宾格勒却对城市的结构性质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他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假晶现象”(pseudomorphism)。⑤这是个借自矿物学的术语，原意是指矿物在生成的过程中不同质的矿石相互叠压而形成的混生现象。斯宾格勒用这个术语比喻城市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不同文化杂糅混生的现象。在他看来，城市文化常常不是同质的或融合的，而是叠压、杂糅和混生的：一方面是城市化，而另一方面非城市化的传统精神与城市文化混生，形成复杂的假晶结构，即那种貌似同质而其实相互分离并置的结构关系。他举出的一个经典例子是俄罗斯文化：圣彼得堡代表了俄罗斯文化的西方化都市化和理性化的一面，代表人物是托尔斯泰，他是俄罗斯近代精英“远离土地”的象征；而莫斯科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化中传统的东正教的神秘主义文化，代表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就是土地”。尽管斯宾格勒对俄罗斯文化的分析从形式上看仍然采用了二元对立的对比方式，但假晶现象的真正意义在于发现了城市文化内部各种因子之间的不同质性和非融合性。十月革命之后，斯宾格勒关于俄罗斯文化的分析似乎遇到了困境：人们很难分析一个高度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内部文化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然而尽管世易时移，在2012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围绕着俄罗斯各阶层对普京的态度，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种文化混生的假晶形态造成的对立和冲突。斯宾格勒的文化混生形态分析如同魔咒般套在了历史上。 三 城市究竟是轴性的有机统一整体还是多元混生的“假晶”？这个问题值得关注的原因在于，这种思考启示了二元辩证法思辨剑道之外的世界。这就是列斐伏尔所说的“第三空间”的研究视域。 列斐伏尔的所谓第三空间和相对于二元辩证法(dialectics)而提出的“三元辩证法”(trialectics)思辨模式有关。“三元辩证法”不是对“二元辩证法”的简单折中或增加一个中间项，而是在正反两极的二元对立关系之外提出了“他者”的存在。因此，“第三空间”不是在几何意义上把两极关系改造为三角结构，而是打破了二元对立结构的封闭性，形成开放的、现实的多元空间关系意识。 当我们脱离了现成的完整的城市空间想象而进入第三空间时，会看到什么？索亚在讨论第三空间时引入了福柯的“另类空间”(other spaces)观念。这个“另类空间”是福柯1967年做的一个讲演中所使用的概念。整个演讲题目译成英文是“Of Other Spaces，Heterotopias”，在“另类空间”后面加了个同位语Heterotopias，这个词与乌托邦(Utopia)同词根，前缀有“异质”之义，因此被译为“异托邦”。福柯所说的另类空间或异托邦，是指与一般的日常社会活动空间不同的特殊空间，如禁地、墓园、军营、监狱、博物馆等等。这些异托邦因为与日常空间之间的差异、对立或映射关系而形成了整个社会空间的非同质性——除了日常生活实践所确定和显现的社会空间之外，那些似乎不属于生活空间的镜像、记忆、禁忌以及种种偏离日常生活的行为环境其实与日常生活空间并存，在统一的空间实践中嵌入了异质的存在即所谓异托邦。 福柯把这种异质空间的研究称作“异形地志学”(heterotopology)，可以说是一种后现代空间视域下进行的人类学美学研究理论。在这种异形地志学理论视野下，异质空间的存在瓦解了传统认知中的空间统一性。索亚对列斐伏尔第三空间理论的解释与福柯的异形地志学结合起来，形成了关于城市空间研究的新视野。他在书中引用过钱伯斯《流行文化·大都市生活经历》中的一段话： 城市在许多方面都是二元的：它既有公认的、权威的文化，也有隐匿的附属文化，它既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又是一个令人遐想的空间。街道、住房、公用大楼、交通体系、公园和商店的精巧的网状系统与综合了态度、习惯、风俗、期盼和希望的非物质内容，并列地成为人们观念里城市的主要内涵。我们发现都市的真实性并不仅仅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在一个城市的内部往往存在着另一个城市。(《第三空间》，第239页) 这段话里虽然把城市划分为二元的，但具体的描述却是列斐伏尔—索亚的第三空间观念，是从“空间再现”的观念中分化或者说分裂出“另一个城市”。 索亚借用钱伯斯的“另一个城市”所要表达的研究思路，可以说正是福柯“异形地志学”所关注的“异托邦”。他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这本书中，就以一种人类学美学的方式展开了他对洛杉矶这个具有异托邦特征的“后现代城市”的叙事旅行。旅程中提到了一个具有突出特征的景点，就是被后现代文化批判学者如杰姆逊等人关注过的波那文图拉酒店(Bonaventure Hotel)。这个引起建筑美学研究者和文化批判学者许多争议的后现代建筑，在索亚看来可以成为一个研容他所谓的“后都市”时代都市文化分裂的范本： 像许多其他大都市如纽约、旧金山、亚特兰大和底特律中的那些点睛之作一样，波那文图拉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都市(我现在更愿意称之为后都市)空间性重建的集中代表：断裂的和断裂化，均质的和均质化，结合得妙趣横生却又令人费解，看似要凸现自己却始终渴求封锁、隔离、限制、禁闭。在这个微型都市中任何想象得到的东西似乎应有尽有，但真实的地方却很难寻觅，其空间使实际的认知性图绘变得一片混乱……一旦进入……如果没有内部人员的引导，你要再次出去，最后只有以垂头丧气而告终。(参见《第三空间》，第253页) 这些关于波那文图拉的描述有点类似杰姆逊，多多少少带着后现代文化批评特有的晦涩、悖论和歧义丛生的排比叙述风格。不过毕竟可以看出来，索亚进行的是真实意义上的“旅程”——他的城市批评是用脚步展开的：“如果没有内部人员的引导，你要再次出去，最后只有以垂头丧气而告终”。 索亚继续了杰姆逊等人用“晚期资本主义”的说法来概括后现代文化症候的历史语境，但同时又强调他“更愿意称之为后都市”。但实际上“后都市”与“晚期资本主义”已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文化问题了：后者是一种对文化现象的抽象化叙述策略，而“后都市”概念则把文化问题具体化为现实的经验。在“后都市”视野中就包含了福柯的异形地志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在索亚的观念中，“后都市”就意味着都市空间实践向“异托邦”的转变——后现代空间的生成就是都市空间的统一性被瓦解的过程。 这种“异形地志学”研究是否意味着城市美学已经真正具有了地志学或人类学研究性质，已经超越二元辩证法思辨而成为人类学美学？从福柯、列斐伏尔到索亚的文化分析，似乎还不能如此判断。即使是在洛杉矶和其他“真实与想象的城市”中旅行的索亚，对“后都市”的分析还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味道。“断裂的和断裂化，均质的和均质化”之类排比句与杰姆逊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他也把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称作是“从异形地志学的角度解读了波那文图拉大酒店”(参见《第三空间》，第251页)。对于这种分析，另一位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有不同的评价： 杰姆逊认为需要用新的方法来测量的超验的后现代建筑物显然是前现代的。它预示未来主义的空间比护城河和封建城堡还要小。波拿文都拉通过使用厚重的墙壁和微小的入口来缩小与外人的联系。它被看成是堡垒式建筑物的完美典范。杰姆逊认为这种奇怪的、看不见的入口代表着某种新的空间类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些入口既小而又无标识，为的是不让当地老百姓，主要是穷人和拉丁美洲人走进去。有一位评论家把主要入口称为“在四层楼高的巨大的水泥墙上打出的一个小洞”。因为建在城区新开出的土地上的波拿文都拉不是为当地居民服务的。真正的入口是让客人和企业家所坐的汽车进出的。步行的人实际上是无法走进饭店的。这一点任何想步行走进去的人都可以证实。从人行道上看，它就是一个“碉堡”。⑥ 关于这个酒店的不同看法中隐含着不同的空间视点和因此而产生的理论认识。与杰姆逊和索亚都不同的是，雅各比采取了一种“从人行道上看”的视点，即从个人的和现实的空间体验得出的认识。 杰姆逊和雅各比对一座酒店的不同看法也可能只是个人趣味和眼光的差异。但在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视域问题：杰姆逊(也包括索亚)看到的波那文图拉酒店的异质性是一种对传统空间和空间再现观念的反叛，也就是说是一种自觉的设计。换句话说，这种异质性是自觉的异质性。福柯的异托邦如教堂、墓园、监狱之类，在福柯的分析中也是作为被觉察到的异质空间而存在的，只是因为其异质性而不被置入人们的常规空间范畴中。但雅各比采取“从人行道上看”的视角时，看到的酒店对路边行走的拉美人和穷人的防范就脱出了后现代美学视域。按照雅各比的观点，防范穷人接近的碉堡式构造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实用设计，而不是后现代美学的异质性表现；所以他说是“前现代的”。实际上，这个近乎田野调查的视域，使雅各比的空间描述完全脱离了后现代批判性思辨的空间再现或构想。他的异形地志学成为更接近田野研究式的城市人类学。 或许可以说，索亚的洛杉矶旅行只是第三空间理论研究的入口。对真正产生在现实中的他者空间的研究，则需要类似雅各比那样更贴近个人体验的研究视点。 四 从列斐伏尔—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和福柯的异形地志学出发，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代城市美学研究视域中有待打开的遮蔽。在当代中国的城市美学中，有机统一的城市乌托邦不仅是一般感知空间理论的共同美学理想，同时也成为构想空间和文化批判的预设前提。如果离开了感知空间和构想空间的共同预设，城市美学研究会涉及什么呢？ 福柯的论另类空间讲演在谈异托邦的时候提到过镜子。拉康的镜像理论早为人所知，而福柯对镜像的解释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观察世界的思路。在拉康看来，镜像是幻化的自我，而福柯却认为镜像是另一种真实的存在形态：镜像所处的是镜子的位置而非我的实体位置，但那也是一种真实的与我异质的存在。从镜子的位置看到的我虽然是个非实体的映像，却也是镜子所处的那个我缺席的位置为我提供的我的形象。乌托邦就是一种典型的镜像：它是从人所未至的位置(未能实现的理想)发出的映像。而异托邦同样是一种镜像，就对应于我所处的位置。通过镜子的视点我从自己不在场的地点看到了自己。异托邦镜像与乌托邦不同，它们不是理想的幻象，而是由散布、并存于现实社会中的对立地点(counter-sites)构成的各种镜像。对于城市文化研究来说，那些散落在统一空间之外的异质生活环境，正可以成为观察城市的对立地点，成为城市之镜。 如果脱离深奥的形而上思辨，那么城市中的异托邦可能比福柯所提到的那些特殊场所更丰富复杂。吉登斯在谈到现代城市时，借用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提出了城市结构中的“前台”和“后台”之分。这种区分有助于我们研究城市空间的各种场所关系。从个人而言，“前台”是一个人向公众“表演”展示自我形象的区域，而“后台”才是真实自我的生活空间。如果用前台和后台的区分来分析整个城市空间，可以说“前台”就是城市中主导社会关系构成的空间实践领域，那种被城市规划理想化或者被研究者的研究需要整合了的统一空间；而“后台”则是散落在乌托邦理想之外的他者空间或“异托邦”。什么是“后台”？列斐伏尔在谈到第三空间时提到“社会生活的隐密面或底层”，就是说第三空间包含了被统一的空间实践所排除或隐匿的部分。这可以理解为就是城市的“后台”空间。 福柯列举的异托邦不完全属于城市的“后台”空间，比如博物馆、军营、墓园之类，虽然与日常生活空间相异，但并非被隐匿起来的东西。那么，在当代城市社会中什么东西是被隐匿的隐秘部分呢？如果从城市规划和美学理想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找到城市的“前台”，这就是通过自觉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所生产出来的空间，包括可感知的物质存在和由此形成的城市意象，如道路、区域、节点、地标等等。在“前台”的背后散落着不为人知的或不希望显现于视野中的生活内容及其环境，这就是城市的“后台”。 中国当代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进程中，由于追求豪奢辉煌的所谓“现代化”都市理想，城市前台变得越来越乌托邦化。这种建设的负面效应是随着前台空间的建设，同时也在生产出越来越庞大的后台空间。比如当一个城市按照某种统一的理想建设——无论是“国际化大都市”还是“最佳人居城市”——的过程中，那些起初与主流文化在城市中共生的多种多样文化因子，就逐渐因为不符合空间实践的理想而被消除或遮蔽起来。最典型的现象是把原来城市中的传统生活印记、贫民生活空间和近郊的农村铲除掉，改造成豪华的商业空间、公共设施、高档楼盘以及农家乐度假村等等经过提升的城市前台空间。改造前属于下层民众和“外来务工人员”的贫民生活区、城中村和近郊是城市空间的一部分或自然延伸部分，而经过改造后这类生活空间就隐匿到了城市的后台，变成了隐藏在高档小区内部的群租屋、散落在还没来得及改造的区域里的棚户群，以及成为垃圾空间的“城乡结合部”。 几年前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听到一位教授谈及他晚餐后在中央党校旁边一条小巷中的历险。当他看到小巷的脏、乱、差景象时大吃一惊：这里是“外来务工人员”和形形色色无业游民的蜂巢——群租的村屋，遍地的垃圾，来源不明的各色食品和小商品，洗头房的暧昧灯光……他愤怒地斥责地方官员们对这种混乱状况的容忍，坚决主张消灭这种藏污纳垢之地。他似乎不知道，这种理想主义的空间改造意图其实是无法彻底实现的，充其量只是把这种异质空间从中心推到边缘、从明处塞进暗处而已。这里正是城市的后台，被乌托邦图像遮蔽的地方。可能许多教授的空间体验从未到达这类空间，然而这种后台空间其实是乌托邦化的城市前台空间无法剥离的对立地点和补充。用斯宾格勒的理论来解释的话，可以把城市的前台和后台关系理解为不同文化的相互挤压混生形态，也是一种假晶现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与“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诅咒并存正是假晶形态的表征。 柯布西耶式的现代主义城市美学是以制造“居住机器”乌托邦的方式设计、规划和改造城市的。设计者假定一切非乌托邦的旧遗迹和脏乱差空间都是可以被清除的。但第三空间理论和福柯的异托邦分析却表明这种统一乌托邦空间的不可能。那些不断被拆除、迁移和改造而越来越散落、隐匿起来的大都市后台空间是中国当代城市空间中存在的异托邦，是使人们得以从乌托邦空间之外观看自身环境的城市之镜。对这类异质空间的发现、研究和揭示，瓦解了城市空间的乌托邦图像，使得第三种城市美学进入了实际空间也就是第三空间。列斐伏尔把第三空间称作“活的(lived)，这对于城市美学研究的空间形态认识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是一种“时间地理学”概念，包括了物质空间与人的活动。但传统美学预设的空间统一性是以空间的物质性为构架，人的活动被纳入其中并组织成有序关系。因此传统的城市美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有序空间即静态对象。第三种城市美学关注的是主流空间与杂乱的异质空间之间形成的关系，空间是随着人的活动而移动、变换、相互嵌入或挤压缠绕的“活的”空间。在网络时代，网络构建的虚拟空间实际上随着文化群落的活动与再现而嵌入了现实空间。微博之类去中心化的网络社区则放大了异质空间的影响和杂乱性。这种虚实混淆杂乱无序而又充满冲突挤压的动态空间就是列斐伏尔所说的“活的”空间。城市美学要进入这种“活的”空间研究，就需要与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交叉互渗形成福柯所谓的异形地志学研究。这将意味着美学从关于预设对象的思辨研究走向面对活的社会关系的田野研究。 注释： ①Edward W. Soja:《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以下引用此书，在文中夹注，简称《第三空间》。 ②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③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Wiley-Blackwell, 1991,p.33. ④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⑤参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下)，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67页。 ⑥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