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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深处的生命复活——非经典文学的价值取向探析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评论》2008年第5期 沙家强 参加讨论

    在如今人世之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我们已经出行了这么多年,把不该忘记的都给忘了
    ——题记
    一、非经典文学走向前台的可能性
    一提起“非经典”,我们就可意识到其背后就有一个参照物“经典”,对于“经典”要义的把握是我们开启“非经典”内含的一把关键钥匙。西方话语“经典”英文单词是“classic”(古典的)、“canon”(正典),布鲁姆在出版于1994年的宏篇巨著《西方的经典》中,把“经典”解释为“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赞同,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认同。”[1](p187)也就是说,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所组成,这些作品符合郎加纳斯评价作品的普遍永恒的标准,因而留存于世;就中国而言,“经”,在说文解字里,是指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广韵所说的,“典”是一种法,一种规则。它们交织运作,正可以系统地演绎了中国
    文化的风格面貌,给出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生活的秩序和情感的条理。所以我们
    可以认为,经典指涉的就是被公认的成熟的客观文本,理论具有普适统一性, 简而言之就是具有很高地位的传统文化、传统理论。“经典”就是“高雅”的、“精英”的代名词,它代表着一种权威和不朽,并形成了文学的楷模和目标,喻示了文学可能获得的至高历史地位。所以,经典意义上的文学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风格,成为“民族的寓言”、“民族的身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文学经典,尤其是“轴心时期”以来繁荣的经典,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对中华文明的兴盛延续、对国民潜在人格的塑造和价值取向的认同、对于增强民族的亲和力与凝聚力,意义重大。
    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有着复杂的因素促成的,一般认为这取决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三种人: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的批评家和拥有市场机制的读者大众(即纵向的历史轴精英行为和横向的空间轴大众行为)。前两类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一种人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有时也能对前一种人做出的价值判断产生某些影响。可见,在经典的背后有着权力的运作机制,正因如此“经典”可能会走向代表着权威和中心的极端,它甚至是封闭的不可侵犯的钳制,这必然要遭到破解,尤其是在当下,经典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当下”主要指的是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和消费主义的盛行,这会导致经典可能走向消失而“非经典”则走上前台,文学艺术边缘化、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趋势在加强。“非经典”相对于“经典”指的就是经典背后被忽略的东西,宏大叙事背后的断裂,传统精华背后的碎片,中心之外的边缘,它是大众的,通俗的,开放的。一些诸如“小人物”、边缘记忆、民风民俗、图像世界、光效艺术、实物艺术、行为艺术、身体艺术、网络影视艺术等非主流或者非物质的元素走进高雅的文学殿堂,这是一种雅与俗间的较量,自然而然“经典的挽歌”或“文学的终结”等文学的危机和焦虑意识就生成了,这种意识时常会成为人文知识分子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当我们以虔诚之心呵护神圣的经典时,我们不能不回头注视一下已慢慢走向前台的“非经典”,对“非经典”进行客观的审视是我们回避不了的现实话题,或许认清了这种客观才能更好地让经典生发出更为引人瞩目的光辉来。我们说过,“非经典”文学的兴盛有个“全球化”的大背景,这其中有资本、信息的交融和共享,更有后现代思潮的侵入和渗透,以及消费主义的滥殇。后现代主义首先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方后工业社会文化现象,但在发展较快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市场经济国家同样也会出现,后现代叙事风格话语对“宏大叙事”怀疑,呈现出“精神分裂式”的结构特征。不管是后现代靠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之后的后殖民及新历史主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等思潮,都强调一个核心关键,那就是对“差异”极为关注。“对真正的哲学来说,和异质东西的联系实际上是它的主旋律”,[2](p4)对于阿多诺来说,“非同一性”哲学始终牵挂的是异质体的生存;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认为阅读和阐释文本的策略是诉诸差异,斯皮瓦克与德里达相近认为“符号乃差异的结构”;新历史主义诉诸历史的非连续性和断裂;詹姆逊认为后现代“这概念恢复了针对差异本身的适当张力。”[3](p13)可见,人们越来越关注发现差异的碎片,尊重断裂,对被忽视的权威背后的东西投以强烈的关注,可以说“差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实现对中心权威的消解,这必然会使文化走向多元。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各种文化形态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活动的空间,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either/or),而是同时共存(both/and)和互补。这样文化研究就成为更大的可能,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差异”,即诸如种族、性别、区域、传媒、流亡民族、文化身份等被压抑在边缘的话语研究,主体身份意识得到更大程度的觉醒。“非经典”文学于是就具备了存在外在依据的可能性,最终也就越过高雅、通俗的文化界限,填平精英通俗文学的天然鸿沟,雅俗区分已不存在。毫无商量,“非经典”文学已走向前台。
    二、记忆视野下的非经典文学
    如果说经典以其权威造成的普适性掩盖了非经典的生动的一面,那么重新激活同样有着生命涌动的“非经典”就成为人文知识分子不可忽视的一项使命,可以说这也是一种社会的良知和责任。因为在“非经典”文学书写的背后一直存在着活的冲动,且具有与经典一样的人类精神的自身内在的韧性,复活“非经典”就是要激活这些存封多年的文化生命,以此丰富当代文化。所以,非经典也是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非经典走向前台也就不足为奇了。但问题在于,非经典文学被不幸地遮蔽了,被遗忘了,在人类记忆之库中只存有其很少的空间,但事实上它们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只不过没有被及时发现、没有象经典那样走向合法化而已,长期以来处于“不在场”的“失语”状态。可见,对“非经典”的重新审视是一个记忆与遗忘的对抗,是记忆之光的再扫描,文学记忆不能缺少非经典文学的激荡。
    所谓记忆,就是人脑对过去经验中发生过的事物的反映,是对输入信息的接收、编码、储存和提取的过程。记忆为存在作证,进行历史的还原,给历史以还魂。人们在记忆的过程中永远是向被回忆的东西靠近,通过文化记忆以求接近历史的真实,回到事物本身,从而获得确切的存在感受。可以说,每一个时代都向过去探索,在其中寻觅发现自己。宇文所安在《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中敏锐地看到,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与他们大致相等的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拥有的力量,也就是说潜意识里有着回望祖先、朝后看的目光,[4](p2)这就是记忆行为,在历史的记忆中寻找文学的灵感。而作为记忆的一种结晶即“经典”典籍,则在远方默默存在着,他是一个民族历史的文化之跟,是先哲们对宇宙社会的人生深刻思考并用典籍形式加以定型的一种原创性的精神思考。可以说,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记忆方式,连接着这个民族当下的价值关怀和未来的前途命运。那么,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最低也算得上是无知。但事实上,令人悲哀的是:在如今人世之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我们已经出行了这么多年,把不该忘记的都给忘了。当失离了传统,集体失忆后,有学者甚至夸张的说,我们正朝着“黑暗时代”迎头奔去。[5](p4)这或许是一种夸张,但绝不是耸人听闻。那么传统被忘记了,是不是非经典就被引起相当重视了?未必如此,非经典仍然是处于争论之中,特别是有丰厚人文价值的非经典始终处于边缘状态,被遗忘在偏僻的角落里。
    黑格尔认为,艺术是属于过去的东西。记忆的文学是追溯既往的文学,它因目不转睛地凝视往事,尽力要扩展自身,填补围绕在残存碎片四周的空白。可以说这里的“过去”和“往事”就是艺术生成的土壤,而在记载过去的艺术中,有着人性的存在,有着对繁杂生命的关怀,不管是“经典”文学还是“非经典”文学,关乎人性具有人文情怀是少不了的。所以,对非经典文学的激活是一种在与遗忘对抗中拯救人性,可见一场对人性的伟大拯救要从找寻被遗忘人的记忆开始了。另外一方面,事实上,当我们把过去的往事复活进行记忆的时候,这种行为的发生就已经是该事的将来预兆,或者是一个未来的现在,更为重要的是记忆本身在潜意识中指向将来。所以,在“非经典”文学中找寻被遗忘的生存关怀更是为了文学未来的发展和繁荣。
    三、非经典文学的三个价值取向
    当我们正式审视“非经典”文学的价值意义时,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在经典前面的那个“非”字,这就象诸如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等流行词汇前的“后”字样,这个“非”恰恰表征了“非经典”的属性,那就是对经典的否定和对抗,也就是说批判锋芒的彰显是“非经典”文学的显著身份特征。“非经典”文学以“差异”之态呈现于世,这种“差异”就是对中心对权威进行解构和批判,“非经典”以其本身断裂式的否定性美在否定和批判着霸权。呈现于现实生活中,经典从中心滑向边缘,非经典表现了对中心的逃离,追求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说,非经典文学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离中心距离较远,但可能离我们自己很近,并始终有着边缘的异端思想的存在。正如昆德拉《生活在别处》所隐喻的样,在世俗的政治之外,非经典文学别辟另外的生存空间,并以卑微和边缘的角度、按照边缘的文化来烛照堂晃正大的世界。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边缘”精神,就小说内部而言,“这种‘边缘’精神正是‘小说”’之‘小’的重要体现;也是‘小说’具备‘大气’的必要条件”。[6](p409)在当代小说中,先锋文学或者“新写实主义”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融入“边缘”精神的小说,南帆先生就认为,“边缘”正是先锋小说的精髓,应当将先锋小说置于中国多种文化层面形成复杂的“光谱”之中考察,才能公正客观地发现其价值。他也坚信,先锋小说以其特有的姿态,不会走向被“一系列经济派生出来的强势概念压抑之下完全消失”。[7](p29)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边缘”的批判精神是“非经典”文学得以凸显张力的关键所在,也让文学版图始终富有丰富与弹性。
    实质上,非经典文学这种批判的特质,正是暗示其富有韧性的生存特征,也就是说具有一种顽强的生存意识。“差异”追求的是异质体合理的生存空间。因为长期以来,“总体性”或“同一性”压制着个体的自由生长,致使本来是鲜活的生命个体始终是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人也就被整合成“单面”的人,但作为个体内心始终有着冲破樊篱的冲动,反抗权威的压制就成为必然。在文学之外,非经典文学坚持一种疏远的姿态,为自己争取一片自己的生存空间顽强地抗争着,比如先锋小说作家秉持自己的创作理念,这恰恰暗示了另一种生存维度和价值体系,这正是“边缘”的政治无意识。不同特质的非经典文学的共存无疑会促进文学生态的良性延伸,各类文学得以众生平等地交融和激荡,文学的活力自然会呈现;另外一方面,在文学之内,非经典文学的“边缘”人物,小人物之中可能隐藏了某种活力—某种民间的独特力量。小人物常常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自己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文学始终是小人物活跃的场域,小人物的被动、苦难或者茫然同样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文学常常是从“人”的意义上观察小人物,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这个小人物在顽强地活着。新写实主义认为“活着就有意义”,这里的精髓正在于此。
    非经典文学以其顽强姿态获得一片自己的生存空间,它奉献给我们的是独特的新质,这种新质就是创造力,创造力是文学具有永恒性的关键所在。非经典文学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往往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有的还具有强烈的陌生化效果,这就是活力。当我们常常关注解构主义对意义的阐释走向无终极可言时,实质上我们从中更应感受到的是解构后的创新能力,这种能力是以批判性的思维在对新领域进行探掘,从而会“延异”出新的精彩来。同样,非经典文学之所以具有创新的活力,关键原因在于它自身就有的“边缘”的批判特质,它往往消解传统,挑战权威,打破常规,给文学的生态增加更多的“异类”来,从而也彰显了它自身的“身份”特征,这样的文学无疑会给我们以惊喜。就象在茫茫群山中角落处,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一株野百合花,它虽然没有牡丹耀眼,但仍然吞放出芳香,且同样具有生命力和执着地呵护着自己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它会在我们一路采风中,给我们以惊呀和惬意。就先锋小说而言,南帆先生说“我对于先锋小说的兴趣恰恰在于它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这种想像力与创造力体现于叙事之上”。[7](p23)先锋小说家以其奇特的文学试验进行叙事革命,这无疑是一种文学上的创新性革命。类似先锋文学这样的非经典文学如今虽然可能遭到了冷遇,但因其创新的特质,它仍然是文学生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它们会始终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让你挥之不去,其魅力同样会历久弥新。
    四、关于非经典文学的辩证思考
    然而,非经典文学重新从我们的记忆中走向前台,这里面临着日渐盛行的消费主义这样一个大语境。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经济成为社会的主题词之后,商业、利润、资本、管理成为另一批显赫一时的强势概念重组了社会话语的光谱,与之相应的,欲望、身体、货币经由商业逻辑的运转堂皇登场,历史正在按部就班地转型,道德的颓败或者商品拜物教无宁说是这种转型的附属品。另外,众多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致使“文化工业”这个术语名副其实,传播媒介对于大众文化更为亲近与好感,娱乐唤起了感官,身体的快乐淹没了叙事革命可能产生的意义。这样,作为文化的非经典文学有的可能会缺乏深度,从而会走向世俗化甚至庸俗化,所以这里就有个限度问题:人文关怀和道德底线。作为文学不能缺乏对人的关怀,更不能丧失伦理道德,以低俗来讨取读者的欢心,这只能说是一种“毒害”。对人性、生存的终极探索和追问,对良知和社会责任的忠诚注视和履行,对人类审美理想的执着坚守和呵护,才是隐藏在文艺作品中的坚硬内核,它们隐秘地支持作品的结构,平衡作品内部各种关系,让作品辐射出美和力量来。所以,非经典文学要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深的印痕,这种“内核”是不可缺少的。也正因如此,非经典文学会象经典文学样成为人格的塑造、人类文明的正确牵引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事实上,非经典文学往往以“边缘”的姿态出现,但并是说这种“边缘”就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不存在本体化的“边缘”,“边缘”是流动的变化不居的,非经典文学就处于一个中心和边缘的关系网络之中,它有可能会成为一种“经典”或“精英”。因为,“中心”代表一种压迫和权力,“边缘”就代表被压迫和反抗,二者之间形成的张力会显露出一种新生的力量来。我们强调“边缘立场”,是为了秉持一种批判的反思的思维方式,来发现中心和主流话语背后被遮蔽和覆盖的看不见的东西,力图在主流之后看到一些新的东西,相信文学会以此走向开放多元和繁荣的未来。另外一方面,不管非经典文学如何革新,它潜在地会以经典文学为蓝本,仍然延续着是一个民族古老的集体记忆,曾经的经典的影子会依然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坚持文学的限度,非经典文学的底色就不会变,那么文学的核心的竞争力就不会减,只不过是在诸如网络、影视、博客等方面,文学的界面、载体、类型在不断地扩大而已。这一切无不说明,文学并未死去,文学广泛地潜入社会身体的各个角落,渐渐成为某种文化的肌理。
    经典是历史淘汰的结果,即内容充实的过程。杰作是一个意义的“场”,杰作的标志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地引出各种话题。或许,非经典文学由此也可能会生成出自己的“场”来,久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参考文献:
    [1][美]布鲁姆.西方的经典.参见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2] [德]阿多诺.否定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
    [3][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参见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4][美]斯蒂芬·欧文.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郑学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5][美]简·雅各布斯.集体失忆的黑暗时代[M].姚大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
    [6]何永康主编.二十世纪中西小说比较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7]南帆.本土的话语[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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