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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曾点气象”学界耳熟能详，“幔亭之风”却知者寥寥。在结合朱熹的著作及前人的材料基础上，对“幔亭之风”的形成进行历史回顾，揭示出其美育的三大特征，即美育价值目标的明确性、美育内容方法的丰富性、美育效果的愉悦性。“幔亭之风”已对“曾点气象”进行了理性超越，其美育实质即是以践履为基础的圣贤人格的情感教育。 关 键 词：朱熹/幔亭之风/曾点气象/美育特征/实质 作者简介：兰宗荣，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从事理学旅游文化研究。 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1](P174)近代美育的理论是德国席勒于18世纪末在他的《美育书简》首先提出的，他希望通过审美教育获得人的精神解放。但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美育思想。西周以后就逐步形成了“乐教”、“诗教”、“礼教”等美育形式。南宋伟大的教育家、理学家朱熹曾说：“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2](P19)“美”是由视觉和听觉这种审美感官与外在审美对象互相作用而产生的美感或愉快，“善”的充满积实是“美”。朱熹重视美育在教育中的作用，他常带领弟子从崇安县五夫里到武夷精舍著书讲学，进行优美环境的熏育，被称为“幔亭之风”。追溯“幔亭之风”的历史，探讨其美育特征和实质，对今天的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幔亭之风”的来历 “幔亭之风”一语出自建宁知府韩元吉写的《武夷精舍记》：“……夫元晦(朱熹)，儒者也，方以学行其乡，善其徒，非若畸人隐士遁藏山谷，服气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汉以来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谓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圣人也，其步与趋莫不有则，至于登泰山之巅而诵言于舞雩之下，未当不游，胸中盖自有地，而一时弟子鼓瑟铿然。春服既成之对，乃独为圣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游焉，岂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识之，试以告夫来学者，相与酬酢于精舍之下，俾咸自得。其视‘幔亭之风’，抑以为何如也。”[3](P611)韩元吉这篇记文受友人朱熹所托而写的。韩元吉认为朱熹武夷精舍讲学生活可以看作“幔亭之风”，以示与“舞雩之风”有相似性又有区别。 韩元吉形成以上的认识是有原因的。朱熹曾发出“狂奴心事只风雩”[3](P275)的慨叹，把孔子、曾子的“舞雩之风”当作效仿的榜样；又说：“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只是富贵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陇亩，抱膝长啸底气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断，便要主张将来做一般看了。”[4](P456)因此，朱熹始终有追慕“舞雩之风”的理想。“舞雩之风”典故出自《论语·先进篇》。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四位弟子侍坐于孔子之旁，孔子要他们各自说出志向。子路的坦率、冉有和公西华的谦逊，表露的都是如何安邦定国的外在事功。子路其志在使民有勇且知方；冉有其志在足民；公西华其志在做个小相。唯独曾点志向与众不同，他自得其乐地鼓着瑟，歌毕从容作答：“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P76)舞雩台，在今山东曲阜南。“雩祭”本是古人求雨之祭，因有乐舞，乃谓“舞雩”。孔子听了曾点的表白，表示赞同。曾点所向往的就是优游自得的生活，这也就是“曾点气象”。 “气象”既指具体的自然万物的外在物象，又指具有内在意蕴的美学范畴。“曾点气象”体现的是日用之间，在在处处，莫非天理，莫非可乐。朱熹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外。”[2](P76)子路、冉有、公西华只不过就事上理会，并无曾点潇洒，见得大意。朱熹说：“圣人见得，只当闲事，曾点把作一件大事来说。……资质明敏，洞然自见得斯道之体……”[5](P1038)天理流行是说先成己，自尽于一心，然后及物，则能随遇而乐。徐碧辉认为“‘曾点气象’是一种‘乐活’的精神，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点化’，实质是对日常生活审美的形上超越，追求一种真正自由的精神境界”。[6](P82)但是，“曾点气象”并非十全十美。朱熹批评曾点说：“行又不掩。……狂之病处易见。……用于工夫处欠细密。……未见得其做事时如何，若只如此忽略，恐却是病，其流即庄老耳。……却不肯去做小底，终不及他儿子(指曾参)。……如曾参，却是笃实细密，工夫到。”[5](P1038)所以，知而不行，不只今日之患，虽圣门之徒也未免此病。 淳熙五年(1178年)初秋，朱熹与妹夫刘彦集、隐士刘甫共游武夷时，只见九曲溪旋绕曲折，隐屏峰下云气流动，顿觉耳目一新，因而萌发出“眷焉此家山”的建屋初念。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浙东归来，武夷精舍开始动工，当年就初见规模。直至绍熙元年(1190)朱熹赴漳州任前这八年时间，幔亭峰就成了朱熹与门生、士友讲学武夷精舍、游览武夷山时经常观瞻和登临的地方。据宋代祝穆《武夷山记》所载：“幔亭峰在大王峰后，古记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与皇太姥、魏王子骞辈置酒会乡人于峰顶’”。[3](P453)因在平阔的幔亭峰设彩屋幔亭数百间，以各种音乐助兴大宴乡人，于是有了“幔亭招宴”及宴毕“虹桥飞断”的传说。武夷君“至汉武帝列在望秩，史称祀以乾鱼，始筑坛璇。”[3](P408)在幔亭峰半腰有一浑然方正，上大下小，约莫可坐数十人的巨石，即汉祀坛所在。朱熹曾写诗云：“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3](P275)；又云：“幔亭欢举酒，江阁快论心。”[4](P594)友人辛弃疾曾赠朱熹诗云：“蓬莱枉觅瑶池路，不道人间有幔亭。”[3](P456)可见，朱熹与门生、士友们具有非常深厚的“幔亭”情结。而朱熹在武夷精舍的著书讲学与审美活动由此形成了“幔亭之风”，它已对“曾点气象”缺乏实干精神方面进行了克服。 二、“幔亭之风”的美育特征 “幔亭之风”是在以武夷山独特的自然与文化为背景，以朱熹的美育思想为指导，以朱熹与弟子们的美育实践为基础的前提下形成的。它具有美育价值目标的明确性、美育方法和内容的丰富性、美育效果的愉悦性等特征。 (一)美育价值目标的明确性 成为圣贤向来是朱熹与弟子们追求的人格道德理想。朱熹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7](P60)要成为圣贤就必须加强人生修养，所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P42)朱子解释说：“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2](P211)；又说：“于其所未通者必知学以通之，而其学也则亦无不达矣，所谓学而知之，大贤也”[8](P871)；“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2](P32)。可见，“圣贤”是可学的，可遵循先后之序，轻重之伦，涵养而成。孟子认为人格美有六个由低到高的境界，即善、信、美、大、圣、神。朱熹解释说：“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诚善于身谓信；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可谓美；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则德业之盛而不可加矣谓大；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谓圣；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谓神。”[2](P211)因此，圣人具备大而能化之、从容中道的人格特征。朱熹“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9](P12769)，于是竭其精力，以圣贤之事为己任。 朱熹“幔亭之风”是他浙东辞官归来，在政治现实中四处碰壁后的另一种更深远的进取。他在《感春赋》中道：“披尘编以三复兮，悟往哲之明训”[4](P560)，即反映了他想通过讲经宣道救世的人生追求。他在答陈亮的信中说：“此生本不拟为时用，中间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归。自近事而言则为废斥。自初心而言则可谓爱得我所矣。”[2](P32)其所钟爱的武夷精舍因与尘世相对疏离，“凡出入乎此者，非渔艇不济”[3](P631)，山林相对于廛市来说，本有的空间距离能让朱熹与学生们天然地获得一种心理上的疏离与精神上的超越感，更有利于圣贤理想的实现。正如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所说，朱熹“自辟(武夷)精舍，令从游者诵习其中，亦惟是山闲静，远少世纷，与二三子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问学中，非必耽玩山水之胜。”[3](P5)所以朱熹说：“至乐在襟怀，山水非所娱”[4](P566)，他与生徒们游娱的目的即在于养成圣贤胸怀。 (二)美育内容方法的丰富性 “幔亭之风”美育采取的是“艺教”、“诗教”、“山水之教”、劳动等内容和手段。 “艺教”也就是艺术教育，以此提高人们对美的理解和感受，培养对艺术的创造力和表现力。朱熹对“游于艺”的理解是：“游者，玩物适情之谓也。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物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焉。”[2](P42)朱熹在声乐、器乐、书法等艺术修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武夷精舍朱熹“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萧洒啸咏”[3](P611)；朱熹的《九曲棹歌》就是他谱写的适于武夷九曲溪行船时所唱之歌，唱和者多达二十余家；朱熹《精舍》诗云：“琴书四十载，几作山中客”[10](P453)，可见他一生与琴相伴；武夷山现存朱熹摩崖题刻(不计碑刻、匾额及后人撷朱熹诗作、遗墨补刻)尚有13方。[11](P47)这些都可反映朱熹对艺术教育的重视。 “诗教”也就是利用诗歌进行审美教育。朱熹特别重视诗教，他说：“诗，可以兴，感发志意；可以观，考见得失；可以群，和而不同；可以怨，怨而不怒。近之事父，远之事君，人伦之道，诗无不备。通过诗又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其绪余又足以增长见识。”[2](P121)除了《诗经》外，据门人吴寿昌说：“先生每爱诵屈原《楚辞》、孔明《出师表》、渊明《归去来并诗》、并杜子美数诗而已。”[5](P2674)朱熹与生徒们还热衷于写诗，相互唱酬，昭下了许多情景并茂且富有哲理的诗文。朱熹的《武夷精舍杂咏》组诗，士友们唱和者不少。 “山水之教”就是利用自然山水之美进行的环境熏育。武夷山是世界罕见的自然美地带，其山势磅礴雄深，九曲溪贯穿其间。两岸峰岩、丹崖翠壁，林立环拥，神剜鬼刻。山中猿鸟吟啸，竹柏丛蔚，昏旦晦明异侯，四季草木敷华，是返归自然，脱俗绝尘的理想场所。武夷名胜有山可游，有九曲溪可泛舟，“其深处可泳”。[3](P610)朱熹说：“那个满山清黄碧绿，无非这太极”[5](P2387)，“鸢飞鱼跃，道体随处发见”。[5](P1534)只有接近大自然，才能发现这些美。所以，韩元吉说：“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则游焉。淳熙十年(1183年)，元晦既辞使节于江东，遂赋祠官之禄，则又曰：‘吾今营其地，果尽有山中之乐矣。’盖其游益数，留必数日，盖山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3](P610) 劳动美育就是通过劳动来创造美、发现美。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朱熹带领学生们于九曲溪之五曲隐屏峰下建成武夷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锄茅草，仅得数亩，面势幽清，奇石佳木，拱揖映带，若阴相而遗我者。使弟子辈具畚锸、集瓦木，相率成之。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3](P611)朱熹阻却友人福建安抚使赵汝愚为其谋划用官钱、官役营建武夷精舍的打算。他在致答赵汝愚信中说：“此是私家斋舍，不当思烦官司。”[7](P765)这无不体现朱熹与门徒实干的精神，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创造了美”。[12](P78)精舍建成后，“始来居之四方士友来者甚众，莫不叹其佳胜”。[3](P631) (三)美育效果的愉悦性 儒家道德境界中强调的自由精神以自得其乐的精神体验为根本特色。追求自由、快乐也就成了朱熹的美育思维模式。朱熹常常引古为喻，强调“古者教必以乐”。[5](P127)“幔亭之风”所产生的快乐有“读书之乐乐无穷、读书之乐乐融陶”[13](P595)的求知之乐；有师徒士友之间相互唱酬交心之乐；有欣赏奇异山水、悠游林泉的审美体验之乐；有由于崇高的道德人格战胜了外在的恶劣环境带来的精神自由的快乐；还有悟道后对“理”豁然贯通时带有超经验意味美感的快乐。朱熹说：“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5](P796)！在山水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惟有保持脱俗的审美心态，方能真正领略宇宙生机。朱熹说：“洗心咏太素，讯景窥灵诠”[4](P576)，他认为旅游者通过洗尽心中的俗念，歌咏天地，观察自然景物，可以窥见大自然神秘的真理，从而达到“悠然与神谋”[14](P355)的大彻大悟。他说：“凡天地万物之理，皆具足于吾身，则乐莫大焉。”[5](P828)而一身具足万物之理，自然非圣贤莫属了。 朱熹与门人士友们在武夷精舍的游息是自由快乐的。朱熹在给陈亮的诗中说：“武夷九曲之中比缚得小屋三数间可以游息，春间尝一到，留止旬余。溪山回合，云烟开敛，旦暮万状，信非人境也。”[10](P453)这里有“隐求室”可以栖息；有“止宿寮”以延宾友；有“石门坞”以俟学者之群居；有“观善斋”以便学者相观而善；有“寒栖馆”以居道流；有钓矶可垂钓；有茶灶可烹茶；有渔艇可捕鱼；有晚对亭、铁笛亭可赏景等等。[3](P632)自由而趣味地生活始终是人类最绚烂的不变梦想。曹诗图认为：“诗意地栖居是旅游的理想追求，其实质是人对生命自由和谐的追求；旅游的本质则是人对生命自由和谐的追求或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旅游的层次高低(如俗游、雅游、神游)也是根据‘身心自由体验’的程度划分的。自由是旅游的内在本质，旅游是自由的实践形式。‘自由’对于旅游而言具有本源性、本然性、规定性的意义。”[15](P155－156)朱熹说过，武夷精舍夏天过热，冬天过冷，这两个季节并不适合居住。因此，他与弟子们在武夷精舍的周期性游息就是一种“诗意栖居”，是一种“身心自由”的旅游生活体验。它使平淡的生活被审美地“点化”了，从而赋予人生以新的意义。 山水可以“比德”，就是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征可以象征、比附人的道德情操，能引起旅游者精神上的共鸣和感应，思想上的净化与升华。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2](P38)这就在“智者”、“仁者”与自然山水之间“找到了某种样态上、特性上的沟通或联结点，而构成了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4](P641)。今人李泽厚在其《论语今读》中认为：“‘乐山’、‘乐水’是一种‘人的自然化’；‘人的自然化’使人恢复和发展被社会或群体所扭曲、损伤的人的各种自然素质和能力，使自己的身体、心灵与整个自然融为一体，尽管有时它只可能是短时间的，但对体验生命本身极具意义。”[16](P161)这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体验。朱熹自号武夷精舍的“仁智堂主”，他在《仁智堂》中道：“吾惭仁智心，偶自爱山水”[3](P632)，表达的正是一种“仁智涵一心，肆乐寄山水”[3](P631)的情怀。虽然武夷精舍物质生活非常贫乏，师生平时吃的是粗陋的“脱粟饭”，到茄子成熟时，便“用姜醯浸三四枚共食”[17](P570)，但与体道的精神之乐相比，这种艰苦的生活简直不值一提。“乐”的最高境界即是悦志悦神，达到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天人合一”的境界。“乐”境的达成能感人心灵，改变其性情，满足其精神，易使人从容中道。 三、“幔亭之风”的美育实质和意义 “幔亭之风”的美育特征是由其本质所决定。“幔亭之风”的美育实质就是以践履为基础的圣贤人格的情感教育。“幔亭之风”是朱熹与生徒们以武夷山诗意栖居为背景反映出来的、追求自得其乐和自由精神的圣贤气象。这种气象孕育出一种“仁之精神、和之意蕴、乐之情怀、重生意圆融和乐之大美，一种充满崇高精神、神圣性质的阳刚之美”[18](P42)，正如朱熹的《天柱峰》诗云：“屹然天一柱，雄镇斡维东。只说乾坤大，谁知立极功”[3](P397)。天柱峰即现在的大王峰，峰北即幔亭峰。朱熹汇纳群流，综罗百代，集理学之大成，其思想余波影响南宋社会以来至今。这又何尝不是顶天立地的“天柱”呢？钱穆认为朱熹、吕祖谦在《近思录》中提出的“圣贤气象”是宋代理学家一绝大新发明。而“幔亭之风”正是这种“圣贤气象”的现身说法，是对“曾点气象”的理性超越。“曾点气象”与“幔亭之风”分别代表着儒家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两者虽时空遥隔，却有着相似的氛围与情感。九曲溪与沂水，汉祀坛与舞雩台，朱熹师徒与曾子师徒，呈现出一种对应的关系。如果说“曾点气象”还只是曾点的一种理想生活，那么朱熹的“幔亭之风”已强化了落实的功夫，已走进了鲜活的现实世界。在武夷精舍期间，朱熹与学生们的生活是惬意的，表现的正是一种俯仰自得、心安体舒、从容洒落、自由和乐的精神状态，这些情感是对其现实生活的形上超越，从而具有美育价值。 “幔亭之风”的影响是深远的，凡朱熹书院讲学无不体现这种气象，而且其流风余韵被弟子们继承。例如，弟子、女婿黄干在建阳潭溪书院聚徒讲学，元人刘应李《潭溪精舍记》称其：“恒讲道于云谷，是盖脱尘氛而造化俱游矣。讲读暇时，览风景以怡情，视形胜之何居。以莒潭山川灵异，云气出没，非俗地伍也。可以乐吾道，集吾侪，终吾生，以徜徉者也”[19](P369)。这与朱熹的武夷精舍旨趣并无二致。在当今中国的语境里，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圣贤人格的讨论包括审美体验、精神陶冶等各种广义的追求，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重新讨论朱熹“幔亭之风”的自得其乐和践履精神，有助于寻找失落的情感，有助于自由精神的回归。标举这种美育方式可以引导学生发现美、认识和追求美，并可以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发展。这对实现我们教育的培养目标，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是很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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